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中国人的苦难（2）

自满族将汉族建立的明帝国以及蒙古族、藏族、回族诸民族都征服后，“中国”逐渐成了一个地域扩大了三倍的地理概念，可是“中国人的苦难”说的还是“胡焕庸线”东南原来的明帝国地区的人民的苦难。即便如此，这一地域也在330万方到400万方之广（差别在于是否包括东北），相当于五到六个法国之大。在这样广大的地域里，如果说人们在1860-1960（差不多是太平天国运动到三年困难时期的100年）间所受的苦难没有差别，当然不可能。所以你若说你的家乡的生活一直是“传统社会”式的与世无争，我觉得有可能，否则哪有林语堂描写的中国传统社会的悠然闲适。不过，如果粗略地估计一下这330-400万方土地上在那100年间的死于战乱和饥荒的人口，恐怕有一亿人，总数是法国现今人口的一点五倍，平均每一方土地上死去25-30人。

汉人集聚的300多万方的中华帝国虽然是农业文明发达的社会，但是这个“发达”却远不是今天人们理解的发达，只是相对于农业社会以前的生产力而言，人民的生活水平即时在“盛世”也是温饱而已，95%以上的人口都要到土里刨食。历朝历代如果有个几代人的太平，人口便增加，土地负担加重，一旦发生人祸天灾，脆弱的经济立刻会发生吃饭问题。到了西方的工业革命引发的现代化波及中国时，中国的农业开始并不能从中受惠，结果西方的帝国主义经济对于中国落后的农业经济的冲击，加上清帝国的“东方专制”（其实根子还是在汉文化）对于改革的抗拒，终于使清帝国解体，将问题交给了汉人。汉文化没能解救清帝国，当然也没有能解救中华民国，结果是从西方引入了一个建立人间天堂的美妙理想，创建了社会主义中国，以为这下子不仅解决了农业问题，还产生了“粮食吃不了咋办”的问题，结局就是发生了正常年景饿死数千万人的大饥荒！

我很幸运，1960年前后发生大饥荒时，我们一家生活在城里，虽然也吃不饱，但至少还是有地瓜或胡萝卜加在大米里煮的饭吃。那时还年幼，直到成年后才听父亲说，他当年在乡下抢救病人时需要的“药品”就是葡萄糖注射液，没有供货时就看着病人再抬回家去。而我亲历的经验中，有两件事始终记忆犹深。一件事是有一次妹妹和母亲出去买菜哭着回到家里，原来她拿着母亲买给她的一个馒头正在吃着，有人从后面冲过来抢了她的馒头就吃，把她吓得要死；另一件事就是我的六叔的故事。

那一天家里来了两位穿着肮脏的成年人，祖母告诉我，其中较年轻的一位是我六叔。记得六叔很瘦、很脏，除了给家里带来了难闻的脚臭，什么也没给我们小孩子。接着家里好像出了大事一般，几个大人两个晚上关上另一间屋子的门，在里面不知吵些啥。祖母晚上回到我们一起睡觉的屋子时，总是红着眼，刚擦干了泪眼的模样，可是不论是祖母还是父母，都不在我们孩子面前说任何事，我们看着大人们心事重重的样子，只觉得害怕。到了第三天晚上，六叔和他的朋友都不见了，家里又恢复了平静。吃晚饭时我们问，六叔回家去了？父母叮嘱说，小孩子不要多问，别人要问到你们，就说他走了。六叔走了，祖母不再哭了，臭鞋味没了，我们都很高兴，很快把这事忘了。

不知过了多久，一天家里吃过晚饭后，父亲拿出了一封信，从里面拿出了一张照片递给祖母，祖母一看先是楞在那里，接着流起了眼泪。祖母把照片给我们孩子看，问我们是否还认识照片上的人。我看到的是一个穿西装打领带的男人，从没见过。祖母问我们还记得六叔不？六叔？！我无论如何无法把这个精神奕奕的男人和那个又臭又脏的瘦男人联系到一块。父亲证实说，这是你们的六叔，他现在住在苏联。

从那以后，我有了一个“海外关系”，他曾经给我们寄过一大包灯芯绒棉布，母亲从中裁下一块给我做了一件短大衣，还给我的两个姐妹各做了一条裤子，其余的就都分给了其他亲友。以后还看到过他的家庭照，一共三个人，叔婶加上一个幼小堂弟，后来又多了一个堂弟，变成了一家四口。记得曾有父亲的同事邻居问过我，你的苏联叔叔来信了吗。我从没见过家里的来信中有过六叔的信，后来才知道信都是先送到单位开拆后再交给父亲来的。不过没过两年，中苏交恶浮上了台面，六叔的信愈来愈少，再后来，六叔再没信了，但我从来没忘记过他，因为再后来不久文革开始了，父亲的“历史反革命加苏修特务”的头衔就天天跟着我们提醒着我们别忘了远方的六叔。

若干年后从家父那里得知，原来六叔在家乡高中毕业后没法继续升学，就在乡下的一所中学教书，结果在“反右”中被定为右派，被送去改造。等到大饥荒爆发时，他发现自己已经走到了死亡边缘，于是就决定出逃。那位同他一起来我家的他的朋友比他年长一点，是他的同谋和领路人，他告诉六叔说，唯有新疆是政府还控制不紧的地方，要活命就只有去新疆一条路。可是两人没有足够的盘缠，于是六叔就和朋友将仅有的一点钱买了到我家的车票，找家父帮忙。家父以为他俩这样做过于冒险，一旦被抓住必然死路一条，劝说他们还是回去。

六叔说他不出来是死路一条，现在回去也是死路一条，又把他的境遇和家乡的故事也告诉了祖母，祖母于是哭劝家父无论如何要救他兄弟一命。家父想来想去，觉得他两人也只有走新疆这条路了，于是给了两人赴新疆的盘缠，又让六叔和他的朋友换了家父的衣裤，这才有后来六叔去了新疆，又经“伊犁事件”去了苏联的故事。父亲后来为此而受的磨难凡是在大陆生活过的人都不难想象，可是他除了告诉过我上面说的事情的过程，没有再说过别的。我问父亲他当年是否还有别的选择，父亲说他们也问过我为什么不去报告你叔叔来过。记得我的祖母晚年时常拿出六叔的照片流泪，有一次她求我父亲去找找六叔，父亲回答说，妈妈呀，你只有信了主才有将来在天上见到我六弟的一天。

我来美国以后，过了几年从父亲的来信中知道六叔又和他恢复了联系，六叔听说我在美国就希望能和我联系。我照父亲给的地址给六叔写了信，六叔回信说他不理解我为什么要去美国（那时苏联还没垮台），还说中苏无论有何分歧，毕竟是社会主义国家，而美国是帝国主义国家，云云。六叔的回信中附了一张五口人的全家福，我又添了一个堂妹。我给六叔寄去了一些照片，告诉他美国帝国主义并不像我们过去所知道的样子，希望他将来有一天来美国看看。

后来六叔信上说，中国驻苏使馆正在和他们那批逃苏的人联系，他有可能重新获得中国国籍，也可能会得到平反。那时我才知道他竟然没有加入苏联国籍，一直保持着难民身份。后来他重获中国护照，也摘了“右派”帽子，还不止一次领着一家人回中国探亲，可是我的祖母已经去世了。记得苏东剧变后有次他回国后给我来信，说他很自豪自己还是一个中国人，感谢政府终于给他们都平反了，为中国的进步欢欣鼓舞，相信社会主义的中国一定会愈来愈好，不像他们那样日子越来越难。我一直没见到过他，曾经有过的见面计划都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实现。

六叔回了趟老家，是和家父一道奉我的祖母的骨灰归故里和祖父合葬。可是祖父的坟地早就被平掉了，他们只好又修了一个“义坟”归葬父母，墓碑上刻了两个人名，墓里面只埋了一份骨灰。不知道他们触景是否生情，都生了什么情。记得父亲来美国时，我曾问到过他，父亲沉思良久，叹息之余，只说当初应当把父母都接出老家，但却终未回答我的问题。我建议父亲以后再想想，把它们都写下来。

我每想到六叔就会想起大人们关起屋门在里面争吵密谋的两个夜晚，还有六叔留在我的记忆里的脏和臭。我一直想问问他是否还记得那两个晚上，以及他都说了些什么，可是却从来没在信上问过他。我的姐妹对我说过，六叔曾经将他的“平反证明”拿出来给她们看，她们惊异的是六叔溢于言表的激动和兴奋，说，她们不能理解为什么，-------她们见过太多的“平反证明”，也没见过谁如此激动和兴奋。我接话说，或许六叔一直想着要向他的侄女们证明他是一个好人吧。

大约两年前收到过六叔的信，说他的三个孩子都举家移居其他欧洲国家了，只有他们老两口一起生活，感慨世事苍桑。那一次他没有说起他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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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的时候，看见过祖母抽水烟，后来水烟换成了纸烟，但她还是从外面买了烟叶回来自己做卷烟。家父和她为这事争执了很多回，一是劝她戒烟，二是劝不动时就说妈妈不要弄些烟叶在外面晒，同事看了影响不好。祖母不为所动，照样用她那套自家乡带来的切烟叶的家什干自己的事。后来烟叶买不到了，她终于关闭了自己的烟草作坊。

可是祖母还是用烟斗，将每一个烟屁股都塞进烟斗里烧干净。有一天家父回到家里对祖母发脾气，禁止她用烟斗，并且还要祖母保证不再抽烟屁股。我从家父和母亲的对话中弄明白了，原来父亲的同事告诉他说，祖母在外面搜集烟屁股，甚至在路上捡烟蒂。父亲为此极为光火，觉得祖母的行为实在太丢他的人。家父对于孝道很是看重，对于祖母的抽烟虽然不赞成，但每个月都给祖母买了足够的烟，后来祖母要求自己买烟，家父于是把烟钱加到了祖母的零用钱里给她。可是，没想到自己的母亲竟然在外面捡人家的烟头，这让家父情何以堪。

可是，祖母虽然不用烟斗了，烟蒂还是照样捡，拆开后集在一个小盒子里，然后用纸卷起来抽。终于父亲又知道了祖母还在捡烟屁股，于是和我母亲两人出动关起门来说祖母。我躲在外面听，只听到父母你一言我一语，却没有听到祖母回一句话。这事就这样时起时伏地闹了一阵，直到有一天中午父亲问祖母说，我给你的烟钱你都用到哪里去了？祖母说，买烟抽了。父亲从身后拿出一封信，递给祖母，说，妈妈你哪一天才能不对你儿子说假话！信是我的唯一的姑姑写给父亲的，说她们现在日子还好，不用每个月接济她们。祖母拿过信，还是不啃声。记得那天下午，祖母拿出了她私藏的白酒喝了起来，我看见她事后摇摇晃晃的身影，就劝她去躺下。祖母说，小河不要怕，奶奶没喝多。说完就照样去烧饭做菜。

祖母一共生了九个儿女，八男一女，她说这是她的亲妈把她该生的男孩都留给她了的缘故。祖母的妈妈生了六个孩子，全是女儿，祖母是老大，比最小的妹妹大十来岁。祖母说她的母亲每生一次孩子后就哭得要死，叹自己的命苦，所以祖母在自己的母亲生最后两个妹妹时，总要守着母亲，不断劝慰她。也正是如此，才在某日听到母亲的屋里传来婴儿的呛水的哭声后冲进屋里把自己的幺妹救了下来，并且从此将幺妹带到自己身边亲自喂养她，直到自己出嫁。后来我的这位幺奶奶还从四川来看过我的祖母，也跟我们说过我们的祖母就是她的妈妈。

祖母虽然生过九个孩子，但是她说她的命里注定只会有三个儿子。我数了一下，说，你现在不是还有五个儿子吗？祖母说，到我死的时候只会有三个在世上。我觉得祖母很迷信，就问祖母她的其它三个儿子在哪里。祖母说，老大烫伤后不治身亡。他死得冤枉，心里怨我，每到夜里就来摇那扇他白天里喜欢摇动的门，吱吱嘎嘎，一夜不停，都要我第二天去给她烧了钱才会安静几天。我又问，还有其它两位在哪里？祖母说，你爸爸说了，小孩子不要问得太多。

祖母的女红非常好，我们自小穿的鞋和衣裤都是祖母做的。记得我曾经要母亲给我买一条泳裤，母亲说要等到周末。祖母问，泳裤是个什么样子？找一条来我看看，我来给你做一条。我于是借了朋友的泳裤，祖母看了就说小河你先出去玩，回来我就会给你做好的。等我玩了一阵回到家里，我的新泳裤已经做好了，看来和借来的泳裤几乎一模一样。

祖母虽然说话口音重，在我们那里几乎没人听得懂，但她照样要说什么说什么，遇到我的朋友来找我，她会和人家说上一通，不管人家是否一头雾水。大饥荒时期买菜要凭本子，菜场售货员会在祖母购菜后在本子的当日日期后打一个勾，祖母回到家里马上要我给她一个橡皮擦，把勾擦掉，然后要我跟她去再去买一份。那个擦痕很容易看出，如果售货员为此拒绝祖母的话，祖母便立即操起人家根本听不懂的家乡话吵着要人家把菜卖给她，祖母说着说着就动了气，说，“我要不是家里有几个崽，实在没吃的，你以为我会要买你这些喂猪的东西吃？！”回到家里我把祖母的话学给父亲听，父亲听了立刻来到祖母面前说，妈妈你什么时候才会管住自己的嘴巴！我听了，从此就不再把祖母的话学给父亲听。

祖母喜欢新东西，家里买了收音机，她就马上学会开收音机听戏曲。她尤其喜欢打扑克，在邻里里纠集了几个牌友一玩就是半天，有时会把我拽上。可是她不守规矩，出错了牌就要收回来，牌友们烦她，可是她照样去找牌友们，照样悔牌。我问过家父他小时候祖母是否就和他们一起玩牌，祖父说只有当你爷爷不在家时，否者一定会被你爷爷骂的。真的吗？爷爷会骂我奶奶？咳，-----父亲说，他们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

祖母除了有过几次伤心哭泣，一直到我出国前，我记得祖母只恸哭过两次。一次是我的六叔来过我家后不久祖父去世，祖母白天好像没事一样，到了夜里会坐起来一边诉说一边哭。我和她睡在一个床上，醒来过两次，我开始会忍着，可是听到她哭得很伤心时，我就觉得害怕，于是便会说奶奶我害怕。祖母便会立刻停止哭诉，过来哄着我，我便又睡了回去。

第二次是在祖母慢慢老态了以后。这一天我回到家里，看见祖母搂着一个包袱坐在桌子前面恸哭。我上前去问她出了什么事，祖母不回答，还是哭。我看见桌上有一张照片，拿起来一看是我们的全家福，照片的背面在每一个人的相应位置上写着“母亲”、“三弟”、“弟妹”、“小河”等字样。这是一张我家文革前的全家福。我再问祖母出了什么事，祖母从包袱下抽出一张公文模样的表格，上面有“死亡通知书”等字样。扫了两行，我明白了是我的从未见过面的二伯父死在监狱里了。过去我就知道家父还有一个哥哥，是我从祖母那里听说的。可是当我问道家父时，他回答说，你的社会关系就是你填在表格上的那些，其他的你不知道，你知道的你都如实说了。后来我还是知道了我的二伯父在坐牢，可是没有人告诉过我他坐牢的原因。

现在二伯父死了，通知书上说，死因是“高血压和心脏病”，包袱是父亲中午交给祖母的二伯父的遗物。晚上，我问父亲，现在可以告诉我关于二伯父的故事了吧？父亲叹了一口气，说，可惜了他。父亲说，当年他失学后就是用他二哥的毕业证书假冒他二哥去考的中学，因为名字写得潦草，考试前先生点名时将最后一个字念成另一个近形字，他就将错为自己改了名。虽然二伯只年长家父两岁，但是他胆子大，中学没毕业就出去闯荡，然后又把家父带出去。可惜他只伸不曲，和国民党搞不好，共产党就更容不下他有话就说的脾气，硬是加他一个莫须有，让他冤死在牢里。家父的弟兄中间，我只听过家父对他二哥表露过钦佩之意。

临到我要出国了，祖母已经很是衰老了，不过脑筋还是很清楚。离家前一天的晚上，我告诉祖母我要出远门一段时间。祖母听了说，你是去外国吧。我说是去美国。祖母说，你一个中国人学着放洋屁，我早就知道了。为什么要去外国呀？你六叔去了就没有音信了，你这一去是不是也就不回来了？说着眼泪就流下来了。家父在旁边见了，就接过话头说，小河去美国不是像六弟去外国，他会回来的。祖母摇着头，说，小河，我想回家。你不是说过要跟我回去的吗？你跟我回去吧。我没有告诉她我刚刚一个人去了一趟老家，只是对她说，奶奶你等我两年，我回来带你回老家。祖母留着眼泪说，小河，我知道你这一走，我就再见不到你了。

第二天早晨我离家前祖母还睡在自己的床上。我来到她跟前，握着她的手，她闭着眼，不知是睡着了还是不愿和我再说什么。我等了一会，说，奶奶我走了。我放下她的手，她还是闭着眼，什么话都没说。

来美后的第三年，父亲在一封来信中说，我的祖母去世了，还说祖母去世前皈依了基督。祖母去世时，六叔还没恢复联系，祖母身边只有家父和我的另外两个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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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西风东渐，我的祖母的一生大概不会那么动荡，不会离乡背井，看着自己的儿孙离开自己远走他乡。我的祖母大约是1905年前后出生，等到她的儿子开始读书时，“洋学堂”已经风行起来，中国开始了现代化的努力，农民开始大量地涌向城市，可是很多像祖母那样的中国人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承担着牺牲，几乎什么都没得到。现在想来，我的祖母是一个对“洋人”颇具敌意的人。她看到我学习英文时，不止一次地问过我，“为什么中国人要放洋屁？”那时不能理解她的内心的纠结，只觉得祖母无知，现在想来恐怕是她逐渐把自己的不幸和“洋”东西挂上了钩，悟出了不管是民国期间的“洋”东西还是49年后的“洋”东西，都没有给她带来过好日子。我的父亲是二十几岁时成为基督徒的，他从未放弃过说服祖母信奉上帝，虽然他说祖母去世前接受了神，可是我却不相信祖母会接受上帝，天堂是一个对于她来说过于遥远的世界。

中国学专家怀特（Theodore White）说，清帝国垮台时，虽然有四个多月前的武昌事变，可是那点闹事比起太平天国或是后来的拳乱等等都算不上什么，但是清帝国说垮就垮了，跨得干干净净，连同帝国的法律、政府结构、皇帝的权威等等都一夜之间荡然无存，是历史上所有的帝国解体时没有过的现象。一个古老的2000多年的文明，曾经有过重大发明的文明，有着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文明，在东亚有着广泛影响的文明，就这样垮了，这是无法解释的现象。怀特没说的是，当古代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社会突然解体时，所有的社会成员的生活会陷入什么样的动乱和做出什么样的牺牲，这是否就是中国现代化的代价。在我的理解里，清帝国的解体正是中国现代化的代价------缺乏秩序和思想资源的转型的代价，不论是属于通过暴力革命登上权力的宝座的中国人，还是被革命迫害和屠杀的中国人，他们都不可避免地会在这种混乱中付出自己的牺牲，只有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已。我的祖母就是属于中国人中那些成为现代化的祭品的一代。

我母亲的家庭在现代化过程里当然也必须付出代价，但牺牲的形式却不同于父亲的家庭。下面的故事从我的舅舅说起。那时文革结束有两年了，有一天母亲对我说，你舅舅要来了。舅舅上一次来我家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那还是在文革之前，我还很小，所以我已不记得舅舅那时的模样了。我脑子里的舅舅的模样是看照片得来的，其中有舅舅西装革履的模样，也有着旧式中装的模样。再有的关于舅舅印象来自他的书信，全都是从右向左，从上向下书写，都是繁体字，并且不用标点。我开始读那些信时很困难，不过后来也习惯了，也都能看得懂。

我母亲的家庭原先算是富足人家，外祖父开着两家布庄，还有一些田地，一家住在城里。外祖父后来染上了烟瘾和赌搏的恶习，家道便败落了。外祖父、母先后去世后，母亲只剩下一个哥哥，也就是我的舅舅。舅舅大母亲十多岁，自外祖父母过世后，舅舅便过继给没有儿子的守寡的伯母，也就是外祖父的哥哥家，舅舅于是把他的妹妹带了过去。

母亲的家乡是北方地区基督教影响较深的地方，即便如我的外祖父这样的人也是“教民”，舅舅的伯母也是虔诚的教徒，舅舅高中毕业后便就读于神学院，毕业后成了专职牧师。母亲也是一直到大学都是在教会学校就读，除了信仰的选择，还因为有较好的资助。母亲毕业时正逢大陆政权易手，她理所当然地在新政权下开始了走出学校后的生活。

可舅舅在那时已经做牧师多年，主要在大陆北方的教会服务，也到青海和川藏地区传过教。1960年代开始，大陆的宗教全部被政府掌控，舅舅的日子开始艰难起来。对于官方教会的“三自”一套，舅舅不予认同，加上其它原因，舅舅便被逐出教会，发配到一家仓库看门，而这家仓库离我的舅妈和她带着的四个孩子有着4个多小时的火车车程。从此，他们一家人就开始了两地分居的生活。

舅舅到了，我和母亲去接的车。舅舅那时还不到70，可是已经看起来颇为苍老，头发全都白了。时值冬天，他穿着一身黑色的棉衣棉裤，在那人们已经开始在穿着上配上色彩的年头，多少显得又土又穷，更何况舅舅的黑棉裤还是那种大裤衩的松垮式样，再配上一顶棉帽，人就更显得苍老。如果不是和母亲一块去接的车，我想我是没法凭着照片上的印象来确认舅舅的。

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仅仅是在中国取消了宗教自由，中共还通过官办教会，将原来的少数教会领袖吸收到共产党里（这是教会里的资深人士的普遍说法，真像只有等待档案解禁才能确认），形成了共产党领导的大陆“独立教会”。到了文革中，甚至出现过有的牧师跳上台子批判其它牧师的事。文革后教会重开时，教会仍然在中共的控制下，以前的牧师们又重回教会，继续讲解起圣经来。这种事情不是极个别的，而是各大城市的教会都发生过的现象。这和民主党派的领袖逐渐成为共产党人，然后由他们来领导民主党派是一样的。奇怪的是，一些新加入民主党派的人都知道这样的事，也都对此表示反感，但他们照样加入。教会也是一样，大家心照不宣，一些知情人可以安心地坐在台下听共产党员在台上讲道。如同两个人面对面说话，双方都知道对方说的是假话，但都假装不知道，-----并且还都知道对方是假装不知道。

我父母的宗教生活当然也是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而变化。先是父母停止了做礼拜，后来是他们的那本又大又厚的《圣经》不见了，祷告要关起门来，再到后来我就没见过他们做祷告，也许是夜里熄了灯关起门后的事。有一天我发现祖母拿来了一个她自做的象棋盘，可以折叠，不过是三折，折起后像一本大的活页夹。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这个两面都裱贴了白纸的棋盘的外面有凹印的“圣经”两个字，我才明白了原来不信上帝的祖母是用家里剩下的《圣经》外壳做了一个棋盘。里面的那些纸页呢？我想起父母在厨房关起门来烧东西的某个夜晚，我没有问父母，也没有问祖母，我只是不再用那个棋盘去和邻里的孩子下棋了。

舅舅来我家时大约是1979年初，中国的改变已经开始了，不仅教堂获准重新开放，连神学院也被批准恢复招生了。我的父母也从夜晚悄悄地祷告转为公开去教堂，我有时随他们一起去，看见他们和旧相识重逢时的喜悦以及同声赞美神的恩典时，我有时会怀疑他们是否都是说的心里话；看见他们手上拿着的簇新的《圣经》，我就会想起家里的那个棋盘。

舅舅来了后的第一顿晚饭时，家里多年来第一次由舅舅领着做了谢饭祷告。晚上，父母和舅舅谈了很久，我坐在一边听，一直到他们结束谈话又一起祷告，我都一直在听着。后面几天里，我问过舅舅一些基本的宗教问题，例如究竟什么是迷信，如何证明神爱世人等，还问过舅舅是否会恢复讲道。舅舅说，他觉得他太软弱，不如我的父亲坚强，他说自己亏欠神太多，不配再去讲道。

半年以后，我和母亲回访了舅舅一家。对于母亲来说，有点像是回老家，所以她非常开心，告诉了我许多舅舅一家的故事。原来舅舅就读的神学院的院长（或是教务长）是当地基督教卫理会的长老，他看中了舅舅，就把自己的小女儿许配给了舅舅，并从此把舅舅留在他的教会里服务。舅妈是一个聪明漂亮而且非常能干的女性，受过大学教育，但她却并不爱她的父亲为她选择的丈夫。到了家庭分开后，两个人的关系就是靠着儿女维系着。舅妈有一个弟弟在大学做教授，级别很高，每月把工资的一部分交给舅妈，舅妈用这钱来养活四个儿女，加上舅妈的父亲。文革中舅妈父亲还在世时，舅妈的弟弟却去世了，舅妈一家陷入了困境。我的母亲就每月想法接济他们，而我的舅舅在这20年里没有负担起养家的责任，就让命运把他捆在了那个仓库。母亲说到这里，叹气道，你的舅舅也是太老实了！母亲又说，你舅妈真是了不起，一个人养了一大家。你姥爷（指舅妈的父亲）年纪大了，政府派给他的扫厕所、扫马路的事，全是你舅妈一个人替他做的，开你姥爷的批判会，她都要陪着她爸站到台子上去照顾他。她还从不让自己的孩子帮忙，怕自己的孩子让别人瞧不起，我小的时候也是我这个嫂子照顾我。唉，她和你舅舅怎么就这么不一样呢！

我的四个表哥表姐都已经成家，除了一个离家去了别的城市，其他三个都在母亲的老家生活。那是一次让我难忘的经历，像是过节一样。我和舅妈其实倒挺熟，最近几年她因为孩子都大了，来我家过几次，有时是躲地震，有时是来探望我爸妈后，再去看望大女儿，我一向很喜欢她的那幅清爽利索的形象。舅妈和舅舅相互间几乎从不交谈，大家也都像没事一样说说笑笑，似乎没人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吃饭前，舅舅会把他的饭端到一边，自己一个人祷告，母亲这时总是不在。舅舅祷告完了，把他的饭端到桌上来和大家一起吃。

周末到了，舅舅和母亲要去做礼拜，说要去一个远一点的教堂，免得熟人太多要应酬。我问舅妈为什么不去。舅妈说，不去，我再也不会去了。我没想到舅妈的语气如此坚决，就接着问，为什么？舅妈说，小河，你不知道你舅妈求过他多少次，你舅妈从不求人，只求他。他如果是真神，他就一定不是我的神，他应许的是另外一种人。舅妈说这话时语调平和，像是说一件与己无关的事。

舅妈的态度亲友都知道，可是没有人会提起这事，除了我的父亲。他不止一次说过舅妈，直到舅妈有一次对他说，老河你以后要再和我说这我就不给你面子了。舅舅去世没几年，舅妈得了癌症，不久也去世了。有一次不知何故我和父母谈起了舅妈，父亲对母亲说，我看你嫂子最后也是受到了神的管教。母亲一听竟然勃然大怒，说：姓河的，你听着，你要再说一次这样的话，我和你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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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中国人的苦难（５）

大约是１９６８年的３－４月间，在家疯玩了一年多的我和两个姐妹都接到通知去附近的一家中学报到，―――“复课闹革命”开始了。文革开始时，我的姐姐刚刚考过中学，我则读完了五年级，妹妹读完四年级，没想到过了两年大家都进了同一所中学。过去两年里家里家外天天发生着各种各样事，先是让我觉着刺激，然后是恐惧，最后只想逃避。尽管家父被批斗关押，亲友几乎都没了来往，陌生人来我家抄家，但是我总是有着明天，明天我就又可以尽情享受无人管束的自由了。恐惧开始时让我觉得世界的末日到了，时间久了发现我还好好地活着，恐惧就剩下一幅凶巴巴的面孔，我不想它时，照样玩得开心。

“复课闹革命”很让我头痛。老是要填表，老是要写思想汇报，老是要被“工宣队”找去谈话，老是告诉他们我热爱毛主席而他们老是不相信，总要告诉我不要忘记自己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真是荒唐，我没法理解的荒唐。终于有天下午，全校学生又集中在操场上开批判会，我看着台上，一下子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我的姐姐上台发言了！姐姐对着麦克风说要和自己的家庭划清界限，批判她的反革命父亲，永远忠于毛主席，等等，最后她还呼了口号，然后有人领着再呼口号。散会后，班主任和工宣队把我留下来谈话，问我如何看待姐姐的发言。我说姐姐说的对。班主任说那你回家想想，向你姐姐学习，也写份发言稿交上来。

回到家里，我问姐姐，你是如何知道爸爸是反革命的？姐姐说，学校工宣队说的，我看也像。我又问姐姐，你今天要发言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姐姐说她也是会前才被通知上台发言的。我真的佩服姐姐，我在大会后说“姐姐说的对”其实就是我的想法，因为我相信自己的父亲是个反革命。不过，不论后来班主任和工宣队和我又谈过多少次，我却没法写出姐姐那样的发言稿交上去。

多年后回头看我的童年的教育，我才逐渐看清了我受的教育是如何让我生活在分裂的心理状态当中。父母拥有的价值观念和他们的思维方式使他们在我们小时候就告诉我们要牢记两件事：不可拜偶像，不可做伪证。父母亲多次跟我们说过，你的祖母什么都好，就是会撒谎，还要拜偶像。那时我弄不清“偶像”和“伪证”的意思，父亲解释说，偶像就是除了上帝以外的一切崇拜对象，不管是人还是鬼神，还是祖先牌位，人只应当崇拜上帝；做伪证就是说假话。家里的三个成年人，信仰上只有祖母属于异邦人。显然，在父母看来，只要把握住这两点，他们就终能“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孩子的信仰问题在他们长大后就不会成为大问题。

可是，我的课本的第一页就是毛主席像，文革开始前，我家也挂起了毛像，文革中还有石膏像，后来连窗户的玻璃上都喷上了毛的头像。我问过父亲，我应当崇拜毛主席吗？父亲的回避最后发展成了他给我的新的教诲：上帝和毛主席都是要人民过幸福生活。我觉得父亲是在“作伪证”，我不相信他真的热爱毛主席。我支持革命，反对反革命；革命好，反革命坏，所以要镇压反革命。因此我才会认为姐姐是对的，因为她说的是实话，我却不敢说这样的实话。

姐姐的做法父母很快都知道了，可是谁也没有责备过她，一直到父亲“平反”以后，我家里谁也没有为这事说过什么。我和我的姐妹反倒觉得硬说我们的父亲不是反革命是说假话，我们甚至都认为我们的父亲很虚伪。但家父其实对我们兄妹一向随和，从不要求我们对他像家父对待祖母那样。在信仰问题上，大家可以提问，他总是尽力作出自己的回答。后来我们长大了，想得多了，和他辩论，甚至当他面说他虚伪，可是他从来没有禁止或回避我们在这方面和他辩论，总是在他过于尴尬时由母亲出面说一声“你们也太过分了”来收场。所以我在文革中对于家父的被关押批斗只是觉得那些人太凶狠，倒不是认为家父不是反革命，是被冤枉了。尤其当我不断填表，在亲属的“政治面目”一栏里发现父母两边的亲戚都是白花花一片，我就更加相信父亲是个反革命。但是，我又爱着父亲，所以我没法站出来批判父亲，只能佩服姐姐说真话的勇气。

姐姐有天回到家里，手臂上套上了红袖章，她终于被“红卫兵”组织吸纳了。不仅如此，她还开始上台参加演出，成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员。看得出来，母亲对这种变化并不以为然，虽然没说什么，但好像也没看见姐姐的红袖章。我问过姐姐，他们红卫兵都干些什么事，姐姐说没什么，就是有很多朋友，大家在一起唱歌跳舞。可是我每次看见姐姐的演出，都觉得她一点不神气，面无表情的模样。

很快姐姐那一届都分配了工作，没有分配到工作的人很少，最后她的那一届里只剩下姐姐一个人在家待业。姐姐先是躲起来哭，后来经常在饭桌上哭。母亲还去学校找过工宣队，什么回答也没有。姐姐成了她的同学里唯一的一位待业青年。

过了一年，我所在的下一届也开始分配工作了。有了姐姐的前例，我想我就等着和姐姐做伴吧。可是，我竟然没多等一天就和同学们一起分到了工作，那个感觉真像是做梦一样。全家人当时的高兴是过去没有过的，也是以后没见过的。可是，姐姐还是没有工作，等了一年，还是没有工作。我为姐姐难过，可也没办法，火气上来了就说都是咱们父亲的罪过。

又等了一年，姐姐总算有了工作，她去了离家很远处的一家采石场。我后来问过姐姐，她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就她一个人没有分配工作。姐姐说，那些人都是骗子。谁都是骗子？就是学校里的那些人。学校里的哪些人？就是那些骗子！我没敢再问下去。

我的父亲自教会重开后一直热心奉献，还在住家附近帮助建设了一座礼拜堂。父亲的虔诚出了名，我不知道他介绍了多少人去教会，反正每次回去看他时，家里总是不断有人上门来看他，都是他的教友。其中最为奇特的一位是当年奉派来监视父亲的人，每月他都要和父亲见一次，父亲需要向他报告自己的近况。父亲每次都要在正式谈话结束后给他上课，这人听久了竟然也开始读圣经了。他听了父亲将我俩做了介绍后跟我说，你的父亲是个好人。可是父亲对于自己的两个女儿无论在她们身上下了多少功夫，终无尺寸之功。我也问过两位姐妹为什么，她们说，我们都爱父亲，可是我们就是没法真正让自己走进教堂。

父亲去世前得了“老年痴呆”，最后两年都是住在医院里。我去看过他很多次，可是再没和他说过一句话，他也从未表示过他知道我来看他了。可是我从他见到我的第一眼的眼神里知道他明白他的儿子来看他了，可是他却赌气不理我。我还知道他的赌气是因为智力的退化，是他的情绪反应，并不是他的理智的选择。我甚至还知道他的生气是因为我年轻时因为无知对于他的冒犯，我对他的不敬留给他的怨气到了他晚年智力退化后终于不受控制，于是我就再看不到他的笑容了。我把我的这些想法告诉过家姐，她沉思着，说，可能吧。我们仨，他自病后只是从来不理你一个。只要你一现身，他就像个哑巴了。

我最早的启蒙都是来自父亲。可是我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过他。随着自己的年龄的增长，我想问他的问题愈来愈多，可是再没机会了。他曾经答应我要把他的经历写下来，可是终究没写。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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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中国人的苦难（6---完）

说起中国人的苦难，现在的人们多有把一切都说成是毛泽东和共产党的罪过，我也曾经这样想。但是，却发现这样的结论解释不了很多问题。又有很多人说中国人苦难都是因为中国人太坏，或者是太蠢，我以为这个说法也解释不了很多现象。因为想着这样的问题，我才会想着应当回过头去从我的亲身经历中来寻求答案。这样做不容易，因为很难避免自身的情感因素的干扰。不过，如果连自己最熟悉的自身的经历我们都无法面对的话，一个人又如何保证可以弄得清楚别人的苦难的源头？

中国问题专家怀特（Theodore White，中文名白修德）在中国的文革爆发后不无感慨地说，或许西方文明在对外传播中，根本就不应当去惊动中国，因为中国人的思想是西方人无法理解的，或许世界就应当让中国人一直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下去。怀特还回忆起他当年问过毛泽东，主席先生你所说的将来中共执政后中国人一定会享有的各种自由都是实话？毛回答说，当然是真的，除了人民的敌人以外，所有人都有各种自由。怀特说，当时年轻的他没有仔细思考“人民的敌人”究竟是什么意思，直到现在才知道原来“人民的敌人”全凭毛的旨意来定。怀特不知道的是，毛当时已谙熟如何钦定“人民的敌人”，因为他已经在“延安整风”中干过了。

现在人们说起这事总说毛欺骗了当年的一帮美国左派知识分子，说毛泽东、共产党政治上如何狡诈和欺骗。但是李慎之不同意。他谈到“反右运动”时说，人们都说“反右”是个阴谋，其实在1957年6月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之前四个多月，毛就在党内会议上把“引蛇出洞”说清楚了，并且在6月8日前的半年时间里一直说“锄了毒草可以当肥料”这样的话，何来阴谋？被定为“右派”的名人里，不是有很多“延安整风”的过来人，为什么就想不到呢？

同样是共产党，为什么苏联人对着美国人喊“我们要埋葬你们”但却不搞“大跃进”？为什么苏东国家的人民当年也有大量的“线民”，但却没有中国式的一拥而上的“群众斗群众”？为什么人家有《古格拉》我们却没有？一想到我的六叔，我就想知道他当年是否希望加入共产党。而我之所以想这样问他，是因为我清楚地记得我曾经多么希望自己有一天会成为“红小兵”。

说到老稀关于我的母亲和我们姐弟的关系如何的问题，她和我们的关系很好。按照《圣经》的教导，丈夫是妻子的头，我母亲当然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她通常是听我父亲的，除了极少数时候，例如那次家父议论母亲的嫂子时。同为基督徒，我逐渐发现他们俩有很大的不同。母亲从不将她的看法强加于自己的孩子，一般到把自己的看法说出为止，我们听与不停她都可以接受。父亲则不然，他如果发现我们不同意他的看法，总会坚持找机会来说服我们，似乎从不气馁。如果我避开和他讨论，他会给我写信。

父母的这种不同态度，我以为这和父母的经历不同有关。母亲的人生经历简单，她的信仰来自家庭自小的教育，不是自己思考后的选择。文革开始后，母亲曾有段时间不再读经，记得他们烧书时有过争吵，好像是母亲坚持要烧。虽然母亲对于《圣经》比父亲更熟悉，但母亲从未给我说过她的见证，而父亲则能谈出很多。我还观察到，母亲喜欢读经超过祷告，父亲喜欢祷告超过读经。似乎母亲从读神的话里得到的多，父亲是从向神的倾诉里得到的多。

母亲和我们说话一向没有“讳言”的习惯，也从不议论人。我记得她不止一次提醒父亲不要论断人，也不允许我们议论人，说那是神的事。对于我的祖母说假话，她最为反感；父亲虽然反感，事后总要对我们解释说祖母的坏习惯是当小媳妇养成的。总起来说，我们姐弟在父亲面前比在母亲面前要放肆得多，直到父亲被关押后，我们才一下发现母亲其实并不是一个严厉的人，原来是一个眼泪很多的人。

父亲被关押前，大概是知道了自己要被关了，把我叫到他面前，神情严肃地说，他正在受批判，要我好好听母亲的话。我那时已经看到过很多关于父亲的大字报，就问父亲是不是反革命，父亲没有回答。父亲被关押后，我也问过母亲，她只说你长大了才知道，现在不懂。她把父亲为什么被关告诉了我，但她从来没有说过“你的父亲是个好人”，------我只从外人口里听到过这样的话。

现在想来，或许父母亲从来都没有想到过有必要对他们的子女说，他们的父亲是个好人；也可能不知道该如何说明白这个问题；甚至可能认为这样的判断不应当出之他们之口。不过我们姐弟都为此而困扰，彼此间不说，心里都相信父亲是个反革命。

在我们生活的城市，凡是文革开始时已经就读中学的都下了乡，而当时正读完五年级和六年级的都在差不多满16岁时分配了工作，后面一届又开始下乡，一直到文革结束。为什么会这样，谁也不知道。所以我们姐弟三人只有我的妹妹下了乡。妹妹下乡时是高中毕业，文革的高潮已经过去，林彪事件也发生了两年，革命还在继续，但是没有被革过命的人已经不太多了，而我当工人也已经三年了。

我工作的工厂送来了一个人，据说是和 林彪事件有关联的人，审查后送到这家工厂来监督改造。人们还说他原先是一家海军研究所的研究员。消息传了一阵，后来也没人再提了，大家好像也忘了。我当时做的是电工，过了一年后和另一个同事一起分到了这人工作的车间做维修。有天有人来敲我们的维修间的门，进来的是一位中年人，40多岁某样，一脸的笑容，说他那边分析室的水浴不工作了，你们哪位小同志去看看。我答应了，便起身准备跟他走。不想他却说，等一下，他要抽支烟。

他拖过一张凳子坐下，伸手从蓝色大褂里面的上衣口袋里摸出一支烟和打火机，笑笑看着我俩说，你们小同志不要抽烟，是吧。便自己点上了烟，狠吸了一口，脸上的笑容还在那儿。然后扫了一眼我放在桌上的《电工技术》，说了一句，不错，这儿还有人在看书。他又吸了两口后，便掐灭了香烟，要我随他去。就这样，我开始认识了老徐，所有人都这样叫他，他也要我这样称呼他。我叫不出口，就称他徐师傅，他也应了，于是我就成了唯一称他为徐师傅的人。

徐师傅就是前面说的那位送来改造的人。他虽然在分析室工作，但是没有固定的岗位，是个杂工，每天等着分配当天的工作，没事时就在那儿晃荡。我和他渐渐熟悉起来，我的搭档正好常去他的分析室和那儿的美眉聊天，徐师傅每见到他去了，就到我这里来抽烟，和我聊天。我很快喜欢上了徐师傅，因为他似乎什么都知道，而且什么都愿说，不像我父亲，除了宗教问题外，什么都不谈，不仅不谈，还要我不要去问那些问题。

不过徐师傅有二个问题绝对不谈，就是他过去的经历和913事件。我不止一次问过他，人家说你过去在海军的研究所当研究员，他的回答总是“我们不谈它”。如果问他如何看“571工程纪要”，他也是说“我们不谈它”。他自己喜欢说的话题是二战、苏联、孔夫子，还有《参考消息》上的新闻。

有天下午徐师傅和我聊了一会后，说，人家小年轻都在过团组织生活，你怎么不去？我说我还没加入共青团。他又问，为什么？我说他们还在考验我。老徐又问为什么？我说因为我父亲的问题。他想了一会，问，能告诉我是什么问题？我就说，他们说我父亲是反革命加苏修特务。他一听，愣了一下说，苏修特务，又笑着问，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说因为我的六叔逃到苏联去了。徐师傅不再问下去了，说他要回去工作了。

徐师傅后面两个星期没到我这里来，我也没在分析室看见他。终于我忍不住问他的同事，老徐最近没来？同事回答说，老徐发病了。发什么病？你不知道老徐有精神病？我吓了一跳，心想老徐怎么会有精神病？

徐师傅又出现了，看去和过去一样，除了哈欠多一点。我问徐师傅你病了？他笑笑，说，你也知道了。然后一切又都恢复的和以往一样，徐师傅又开始海阔天空起来。有天他又说到了苏德战争，我就问他是否去过苏联。徐师傅没有回答，却问我是否听说过赫鲁晓夫作过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我说当然知道。他又问，你知道斯大林手上处死过多少中央委员吗？我答不知道。徐师傅于是开始报出一串数字，有中央委员、将军、元帅等，我听得愣住了，不敢相信他说的话。

我和徐师傅的关系就这样逐渐加深。就是从徐师傅那里，我第一次知道了反革命就是一些想法不同的人，不应当像斯大林做的那样都把他们消灭掉。他还带来过书给我看里面的一些段落，说这就是赫鲁晓夫的报告。那个70%的中央委员都被处决了的数字是我永远忘不掉的。但我还是不知道徐师傅过去干过什么。以后我甚至在他又生病时去他家看过他，他一个人和老母亲住在一栋旧式平房里，走廊很长，光线昏暗。老人家说她还有个孙女，和她妈住。徐师傅一个人在床上昏睡，老母亲说他一发病就要睡很多。

我把“反革命不是坏人”仔细地说给了我的姐姐和妹妹，我们觉得从未有过的解脱。几年过去了，我换过维修点，但还是不定期地见到徐师傅。他好像发病的时候变多了，有时问他话，他只笑，但是不回答。我上大学后还见过他一次，再回厂里问到他时，说他已经死了。

父亲去世前，他已经被“平反”，不仅平反，因为他当年服务的国军的伞兵团是1949年10月以前在赴台的途中转头降共的，当年的团长为父亲写出了证明，他的国军少校军医官身份重新被解放军承认，并补发给他解放军军官证，他并因此一夜间变成了“离休老干部”，工资大幅增加了。当妹妹把父亲的各色证件摆在桌上给我看时，我问旁边的姐姐，你相信这是我们的父亲吗？

父亲去世后，他的管理单位也派人来出席父亲的葬礼，并要首先致悼词。来人是位中年女士，很客气，把悼词让我们姐弟过目。我看了后请她把“爱党爱国”等等一大段去掉。女士不知所措地愣在那里，说这样的评价已经相当高了。我说不为别的，只是我的父亲真的不是如您的悼词所说的那样。

牧师主持的追思祈祷后结束后，由我代表子女致悼词。我说我真的不是很了解我的父亲。但我知道他曾经相信自己的国家找到了光明，我也知道他离开这个世界时相信自己是走在去天堂的路上，我还知道他相信我们都会在那里团聚的。我没说的是，我希望父亲会遇上徐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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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一些不是传统的中国的土地，全是外族占领中国时留些的遗产！

中国人口那么多，有多少人愿意到外面去抢资源？现在中国的大部分土地都被大量人口给用得贫瘠了，可是中国人基本还是站在原地！反观西方，西班牙人、法国人、英国人就更不用说了，在人口膨胀到中国这个水平前就或老百姓自己或政府行为，出去开拓新疆土了！

看看我们这代人自己，来美国加拿大的。别说加拿大北方和美国阿拉斯加的那些未开发土地了。就是美国加拿大大城市出去远点的小地方，人少地便宜，有人愿意去吗？即便是大城市，象多伦多，华人也只是集中在某个或几个区域，把当地的房子炒得天高，旁边的空地却说不值钱。你不去用它，当然就是不值钱的空地。别给我说工作机会，其实很多工作可以WFH，另外很多人做小生意，如开MOTEL，加油站等等。。。

中国人数千年来奴性太重，不到实在吃不上饭绝不会反抗。
“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确实有矫枉过正之嫌，但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种解放，增强了国人的反抗精神。后来的六四，以及现在普遍对政府的不信任相当程度上源于文革对奴性的清除。 当然，文革中对知识分子折腾的够呛，但是更怕文革的是各级官僚。

文革对中国人真正的意义和遗产恐怕要再过若干年才看的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