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我上篇拙文以黄宗羲为例，讨论儒学传统中的近代性因素，结论是儒学传统固然伟大，但有其局限。这篇我从另外一些角度继续讨论儒学传统与近代性的关系。
二十世纪初，德国最重要的社会学家麦克斯•韦伯（Max Weber）在研究了中国和印度等东方古文明的政府形态后，注意到一个现象。他发现中国古代的政府形态与现代社会的政府形态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中国古代没有职业性的政府公务员。我们现在一般把中国古代的官员称为士大夫，这个词在英文里并没有对应物，就是说找不到一个词可以完整的解释“士大夫”这个词的内涵，因此西方汉学界用“scholar-official”这个复合词来指代。从这个复合词我们可以看出，所谓“士大夫”其实包含了两层意思：士大夫首先是一名学者，然后才是官员；他必须通过国家官方设立的标准考核，才能获取做官的资格，也就是我们知道的科举制度。而科举考试涉及的内容，都是关于儒家经典的知识，还有一部分文学创作，而这些知识和他们在未来将要从事的工作几乎没有多大关系。一个士大夫上任后，只要照着《尚书》或《易》等经典中所揭示的天道，维护地方稳定、百姓安居乐业、社会政通人和就足够了。具体的行政事务，比如税收、户籍、徭役、盐和茶的买卖等，实际上是由地方上的乡绅和胥吏来完成的。韦伯以政府官员的非专业化为例子，来说明中国古代社会始终没有出现类似今天的职业化分工（specialization），而职业化分工恰是一个文明进入高等发达状态的标志之一。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的高足列文森（Joseph R. Levensen）著有《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一书，此书堪称二十世纪西方汉学界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是任何关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人的必读书。在书中，列文森与韦伯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在“学而优则仕”和“君子不器”的观念影响下，中国传统体制限制了专业化分工和职业化规范观念的形成。他以明末董其昌为例，此人乃万历十七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南京礼部尚书，但他最家喻户晓的是擅长书画，曾提出著名的“南北画宗”论，深刻影响了清初的山水画创作，可以说是一位典型的文人士大夫型的官员。列文森说，“士大夫们对进步没有兴趣，对科学没有嗜好，对商业没有同情，也缺乏对功利主义的偏爱，他们之所以能参政，是因为他们有学问，但他们对学问本身有一种非职业的偏见。”这些社会精英依赖的是文学修养和对儒家哲学的造诣，而并不关注行政效率。做官象征着高尚的文化水平和道德水平，因此做官明显优越于其他社会角色。“商业、军事、技术或其他的成就，只要被认为是靠某种专业知识而获得的，其声誉就不能与获得官职的荣誉相比。”
有趣的是，我们翻开《汉书•艺文志》就可以感受到这种对技术的偏见，《汉志》将当时的书籍分为六大类，分别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其中儒家经典被排在首位，而代表科学技术成就的方技类书籍被排在最后，凸显东汉时期的中国人对技术的轻视。晚至清代，这一种取向并没有多少改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乾隆时期可以见到的所有书籍分为经史子集四大部，其中以经部和史部为最重，而方技类书籍只能被列在子部；子部总序说：“百家方技……学问之余事……皆小道之可观者也。”这样，技术和技艺被视为旁门小道被边缘化，直到十八世纪后期都是如此。当这样一种观念通过科举等制度被凝固化，笼罩整个社会几百年后，传统的惯性（或惰性?）会阻碍任何新的因素的产生。
我们知道欧洲在十四十五世纪发生过黑死病，也就是大规模的鼠疫，死了几千万人，摧毁了很多社会组织和制度。从积极的方面看，黑死病恰恰给欧洲历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外在冲击，使得欧洲社会能够向全新的轨道上演变，例如封建采邑制的瓦解、商人和工匠的社会地位的提高、贵族地位下降、社会更趋于平民化、银行业和保险业的出现、手工业行会的形成、近代传染病学的建立等等，这些都可以被视为这次大冲击留下的遗产，而它们又促进了欧洲社会向近代化的转型。进入近代后，欧洲社会出现了政府公务员、律师、教师、记者、医生、手工艺人等各行各业的职业人士或群体，其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些群体都需要接受职业化训练和认证，他们生产职业化的产品，或提供职业化的服务，并且得到社会的承认与尊重。我们在中国历史上却找不到与之相仿的社会发展的精细化过程。迟至1905年，中国政府才取消了延续将近一千年的科举制度；在此之前，中国的公务员都是由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的读书人担任的。
这当然不是说中国也需要一场类似黑死病那样的大灾难。实际上即便有这样一场灾难或冲击，以古代中国社会的惯性或稳定性，很难说会对这个文明造成什么影响。中国历史上不是没受过外部冲击，不论是西晋时的“五胡乱华”，还是隋唐时兴盛的佛教，或是两次亡国于蒙古和满洲，政治和文化上的冲击不可谓不多，但哪一次真正改变了这个文明的走向呢？诚然，佛教的兴盛在一定程度上的确促使儒学进行了改造，在宋代形成了理学，但这种发展（包括明代心学的发展）都是发生在儒学内部的，并没有在根本上建立起与儒学路径不同且与之分庭抗礼的思想学说来，即便有也不曾占据意识形态领域的中心位置，顶多是昙花一现（比如晚明入华的基督教）。引用列文森的话讲，外来冲击的影响程度如何，取决于“它们在多大程度上使异质的母体社会脱离了原有的轨道。”只要一个社会没有被一种冲击（战乱、灾荒、外来宗教或思想）彻底摧毁，这个外来冲击“就只能作为某种新词汇为原有思想的环境所利用。”对中国来讲，只要传统中国的社会秩序和文化结构不改变，外来思想便摆脱不了被融合、吸收、成为点缀品的命运，正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
lifesucks
二十世纪初，德国最重要的社会学家麦克斯•韦伯（Max Weber）在研究了中国和印度等东方古文明的政府形态后，注意到一个现象。他发现中国古代的政府形态与现代社会的政府形态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中国古代没有职业性的政府公务员。我们现在一般把中国古代的官员称为士大夫，这个词在英文里并没有对应物，就是说找不到一个词可以完整的解释“士大夫”这个词的内涵，因此西方汉学界用“scholar-official”这个复合词来指代。从这个复合词我们可以看出，所谓“士大夫”其实包含了两层意思：士大夫首先是一名学者，然后才是官员；他必须通过国家官方设立的标准考核，才能获取做官的资格，也就是我们知道的科举制度。而科举考试涉及的内容，都是关于儒家经典的知识，还有一部分文学创作，而这些知识和他们在未来将要从事的工作几乎没有多大关系。一个士大夫上任后，只要照着《尚书》或《易》等经典中所揭示的天道，维护地方稳定、百姓安居乐业、社会政通人和就足够了。具体的行政事务，比如税收、户籍、徭役、盐和茶的买卖等，实际上是由地方上的乡绅和胥吏来完成的。韦伯以政府官员的非专业化为例子，来说明中国古代社会始终没有出现类似今天的职业化分工（specialization），而职业化分工恰是一个文明进入高等发达状态的标志之一。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的高足列文森（Joseph R. Levensen）著有《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一书，此书堪称二十世纪西方汉学界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是任何关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人的必读书。在书中，列文森与韦伯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在“学而优则仕”和“君子不器”的观念影响下，中国传统体制限制了专业化分工和职业化规范观念的形成。他以明末董其昌为例，此人乃万历十七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南京礼部尚书，但他最家喻户晓的是擅长书画，曾提出著名的“南北画宗”论，深刻影响了清初的山水画创作，可以说是一位典型的文人士大夫型的官员。列文森说，“士大夫们对进步没有兴趣，对科学没有嗜好，对商业没有同情，也缺乏对功利主义的偏爱，他们之所以能参政，是因为他们有学问，但他们对学问本身有一种非职业的偏见。”这些社会精英依赖的是文学修养和对儒家哲学的造诣，而并不关注行政效率。做官象征着高尚的文化水平和道德水平，因此做官明显优越于其他社会角色。“商业、军事、技术或其他的成就，只要被认为是靠某种专业知识而获得的，其声誉就不能与获得官职的荣誉相比。”
有趣的是，我们翻开《汉书•艺文志》就可以感受到这种对技术的偏见，《汉志》将当时的书籍分为六大类，分别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其中儒家经典被排在首位，而代表科学技术成就的方技类书籍被排在最后，凸显东汉时期的中国人对技术的轻视。晚至清代，这一种取向并没有多少改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乾隆时期可以见到的所有书籍分为经史子集四大部，其中以经部和史部为最重，而方技类书籍只能被列在子部；子部总序说：“百家方技……学问之余事……皆小道之可观者也。”这样，技术和技艺被视为旁门小道被边缘化，直到十八世纪后期都是如此。当这样一种观念通过科举等制度被凝固化，笼罩整个社会几百年后，传统的惯性（或惰性?）会阻碍任何新的因素的产生。
我们知道欧洲在十四十五世纪发生过黑死病，也就是大规模的鼠疫，死了几千万人，摧毁了很多社会组织和制度。从积极的方面看，黑死病恰恰给欧洲历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外在冲击，使得欧洲社会能够向全新的轨道上演变，例如封建采邑制的瓦解、商人和工匠的社会地位的提高、贵族地位下降、社会更趋于平民化、银行业和保险业的出现、手工业行会的形成、近代传染病学的建立等等，这些都可以被视为这次大冲击留下的遗产，而它们又促进了欧洲社会向近代化的转型。进入近代后，欧洲社会出现了政府公务员、律师、教师、记者、医生、手工艺人等各行各业的职业人士或群体，其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些群体都需要接受职业化训练和认证，他们生产职业化的产品，或提供职业化的服务，并且得到社会的承认与尊重。我们在中国历史上却找不到与之相仿的社会发展的精细化过程。迟至1905年，中国政府才取消了延续将近一千年的科举制度；在此之前，中国的公务员都是由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的读书人担任的。
这当然不是说中国也需要一场类似黑死病那样的大灾难。实际上即便有这样一场灾难或冲击，以古代中国社会的惯性或稳定性，很难说会对这个文明造成什么影响。中国历史上不是没受过外部冲击，不论是西晋时的“五胡乱华”，还是隋唐时兴盛的佛教，或是两次亡国于蒙古和满洲，政治和文化上的冲击不可谓不多，但哪一次真正改变了这个文明的走向呢？诚然，佛教的兴盛在一定程度上的确促使儒学进行了改造，在宋代形成了理学，但这种发展（包括明代心学的发展）都是发生在儒学内部的，并没有在根本上建立起与儒学路径不同且与之分庭抗礼的思想学说来，即便有也不曾占据意识形态领域的中心位置，顶多是昙花一现（比如晚明入华的基督教）。引用列文森的话讲，外来冲击的影响程度如何，取决于“它们在多大程度上使异质的母体社会脱离了原有的轨道。”只要一个社会没有被一种冲击（战乱、灾荒、外来宗教或思想）彻底摧毁，这个外来冲击“就只能作为某种新词汇为原有思想的环境所利用。”对中国来讲，只要传统中国的社会秩序和文化结构不改变，外来思想便摆脱不了被融合、吸收、成为点缀品的命运，正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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