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普世价值观，也是我曾有过的一个想法，我很高兴看到也有人和我一样，有同样的思索。我心中一直存在的问题是，难道我们如此悠久的文明真的没有产生过类似西方三权分立的思想学说吗？我一直试图通过阅读历史尤其是思想史，为自己的这个疑问找到一个解答。拜读了拜月老师的文章后，令我十分兴奋，我想谈谈自己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认识，与论坛上不论政治倾向偏左还是偏右的众多老师们分享。我的认识有限，写作仓促，希望各位老师予以赐教和斧正。
我想还是从明末清初开始说起，因为近代中国主张改革或革命的一些领军人物，如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等，几乎无一不曾受过清初几位大儒的影响。几年前我曾简单地与知老师分享过我对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认识，这本小书发两千年古人所未发，可以说震古烁今。时值明朝轰然倒塌之际，黄宗羲复明的事业随着永历帝在昆明就戮而告终，从此他便开始了潜心修书的隐居生活。他总结了明朝覆灭的历史教训，取名“待访”，就是期待此书能够传世，以资后人。这部书批判力度最重的是开头几篇：《原君》、《原臣》、《原法》等，还有后面关于学校和取士的几篇也很值得琢磨。“原”在这里指还原、恢复的意思；他认为秦始皇统一之后，君、臣、法这些概念已经被历代的独夫和乡愿们大大地扭曲，致使两千年来所行的都是错误的法，而这正是治乱兴衰的关键所在。所以他开篇就用《原君》、《原臣》和《原法》几篇文章，试图把君和臣最初的涵义挖掘出来、恢复回来、矫正过来。
简而言之，君在上古三代是为民众服务的人，他为万民奔波，非常辛苦，所以上古之人如许由，之所以不愿接受尧舜的禅让，并非因为他情操高尚，而是实在不愿吃这个苦。后世的君主则不然，他们据天下之利为己有，天下成了他家的私产，民众成了为他个人服务的奴隶，这样君的角色就发生了颠倒。臣在上古三代是帮助君治理天下的，臣的角色应该是一个助手、朋友、提出建议者的角色，而自从天下成了君主的私产以后，臣的角色就沦落成了谄媚、服侍、迎合的角色，如同娼优一般，这样臣的角色就扭曲了。再说法，上古三代的法是为天下设立的公法，法为民众服务，而后世的法是君主一家的私人之法，法的目的只是为了保障君主个人的权益，是保他自家天下的法，是防民之法，这样法的目的也扭曲了。
黄宗羲不愧是大儒，他试图用原始儒学的思想，也就是子思、孟子一系“民贵君轻”的民本主义思想，来阐释中国自秦以后摆脱不掉的一次次改朝换代的宿命。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恰能说明中国古代思想学说中的确存在着类似西方民主法制的思想。的确，如果只读《原君》、《原臣》和《原法》这几篇文章，的确容易产生这样一个错觉。但是如果继续读完《明夷待访录》，会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因为黄宗羲在之后的各篇中提出了很多改革措施，有些措施有着超越时代的洞察力，比如他主张通过学校和养士制度形成对朝廷的舆论监督机制，并建立民众参政议政的机制；这些都是卓越的见识，但毕竟没有跳出儒学传统中以道统制约治统的路径。而另一些措施则带有明显的与民主开放背道而驰的倾向，例如他主张出版物应受到政府的管制，“时人文集，古文非有师法，语录非有心得，奏议无裨实用，序事无补史学者，不许传刻；其时文、小说、词曲、应酬代笔，已刻者皆追板烧之，”另外他还主张分化和瓦解佛教和道教对正统意识形态的挑战，“二氏之徒，分别其有学行者，归之学宫，其余则各还其业，”带有明显的限制宗教自由的倾向。
不得不承认的是，我这样评价他，也是带了非历史主义的偏见在里面的。以现代人的立场看，我认为包括黄宗羲在内的遗民学者中有一个奇怪的逻辑，就是他们一方面痛恨和批判君主专制，一方面又提出各种主张来补救已倾覆或面临倾覆的王朝，希冀将它延续下去。这里面的内在逻辑也正是儒家传统上千年的逻辑，就是他们从始至终都相信天下是可以由一个公益、开明、仁慈、无私的君主来治理好的，只要这个君主遵循上古三代的圣王立下的榜样，恪守君主的本分，全心全意为民，臣僚们恪尽职守，同样以公心服务天下。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黄宗羲的见识固然卓越，毕竟走不出传统的局限；《明夷待访录》让我们看到的是儒学传统的伟大，和它的限度与末路，因为它低估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有限性，人性的阴暗和脆弱。这就引出了题外话，不拟讨论。
下一篇回应文章，我想谈谈中国近代的改革之路。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我想还是从明末清初开始说起，因为近代中国主张改革或革命的一些领军人物，如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等，几乎无一不曾受过清初几位大儒的影响。几年前我曾简单地与知老师分享过我对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认识，这本小书发两千年古人所未发，可以说震古烁今。时值明朝轰然倒塌之际，黄宗羲复明的事业随着永历帝在昆明就戮而告终，从此他便开始了潜心修书的隐居生活。他总结了明朝覆灭的历史教训，取名“待访”，就是期待此书能够传世，以资后人。这部书批判力度最重的是开头几篇：《原君》、《原臣》、《原法》等，还有后面关于学校和取士的几篇也很值得琢磨。“原”在这里指还原、恢复的意思；他认为秦始皇统一之后，君、臣、法这些概念已经被历代的独夫和乡愿们大大地扭曲，致使两千年来所行的都是错误的法，而这正是治乱兴衰的关键所在。所以他开篇就用《原君》、《原臣》和《原法》几篇文章，试图把君和臣最初的涵义挖掘出来、恢复回来、矫正过来。
简而言之，君在上古三代是为民众服务的人，他为万民奔波，非常辛苦，所以上古之人如许由，之所以不愿接受尧舜的禅让，并非因为他情操高尚，而是实在不愿吃这个苦。后世的君主则不然，他们据天下之利为己有，天下成了他家的私产，民众成了为他个人服务的奴隶，这样君的角色就发生了颠倒。臣在上古三代是帮助君治理天下的，臣的角色应该是一个助手、朋友、提出建议者的角色，而自从天下成了君主的私产以后，臣的角色就沦落成了谄媚、服侍、迎合的角色，如同娼优一般，这样臣的角色就扭曲了。再说法，上古三代的法是为天下设立的公法，法为民众服务，而后世的法是君主一家的私人之法，法的目的只是为了保障君主个人的权益，是保他自家天下的法，是防民之法，这样法的目的也扭曲了。
黄宗羲不愧是大儒，他试图用原始儒学的思想，也就是子思、孟子一系“民贵君轻”的民本主义思想，来阐释中国自秦以后摆脱不掉的一次次改朝换代的宿命。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恰能说明中国古代思想学说中的确存在着类似西方民主法制的思想。的确，如果只读《原君》、《原臣》和《原法》这几篇文章，的确容易产生这样一个错觉。但是如果继续读完《明夷待访录》，会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因为黄宗羲在之后的各篇中提出了很多改革措施，有些措施有着超越时代的洞察力，比如他主张通过学校和养士制度形成对朝廷的舆论监督机制，并建立民众参政议政的机制；这些都是卓越的见识，但毕竟没有跳出儒学传统中以道统制约治统的路径。而另一些措施则带有明显的与民主开放背道而驰的倾向，例如他主张出版物应受到政府的管制，“时人文集，古文非有师法，语录非有心得，奏议无裨实用，序事无补史学者，不许传刻；其时文、小说、词曲、应酬代笔，已刻者皆追板烧之，”另外他还主张分化和瓦解佛教和道教对正统意识形态的挑战，“二氏之徒，分别其有学行者，归之学宫，其余则各还其业，”带有明显的限制宗教自由的倾向。
不得不承认的是，我这样评价他，也是带了非历史主义的偏见在里面的。以现代人的立场看，我认为包括黄宗羲在内的遗民学者中有一个奇怪的逻辑，就是他们一方面痛恨和批判君主专制，一方面又提出各种主张来补救已倾覆或面临倾覆的王朝，希冀将它延续下去。这里面的内在逻辑也正是儒家传统上千年的逻辑，就是他们从始至终都相信天下是可以由一个公益、开明、仁慈、无私的君主来治理好的，只要这个君主遵循上古三代的圣王立下的榜样，恪守君主的本分，全心全意为民，臣僚们恪尽职守，同样以公心服务天下。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黄宗羲的见识固然卓越，毕竟走不出传统的局限；《明夷待访录》让我们看到的是儒学传统的伟大，和它的限度与末路，因为它低估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有限性，人性的阴暗和脆弱。这就引出了题外话，不拟讨论。
下一篇回应文章，我想谈谈中国近代的改革之路。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