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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围城》的开篇处，作者钱钟书在介绍方鸿渐的身世行状时对这位小说主人公下了这样一个评语：“他是个无用之人。”后来在第五章，方鸿渐一行五人赴湘西任教职，由于正值抗战时期，内地交通及生活条件又较落后，他们一路颠踬困顿，吃尽苦头，就在旅途即将结束，目的地抬头可见之时，方鸿渐问好朋友赵辛楣：“你经过这次旅行，对我的感想怎么样？觉得我讨厌不讨厌？”赵辛楣的回答是：“你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方鸿渐对此的反应是“苦笑”，“闷闷不乐，不动为什么说话坦白算是美德。”可见，他私下里也承认这样的评价虽不中听，却很中肯。到小说将要煞尾时，方鸿渐与妻子孙柔嘉为职业事大吵了一通，又得知仆人李妈已打电话请柔嘉姑母来给柔嘉助阵，便要躲出去，气得柔嘉大骂“Coward（懦夫），Coward，Coward！”这三处评语分别从叙述者、朋友、妻子及当事者本人四个角度给了方鸿渐一个共同的结论：“无用”（懦夫正是无用者的典型）。
　　当然这种“无用”还只是表达了一种外在的突出印象，或者说是一种笼统的断语。方鸿渐这种性格的内在结构又是什么样的呢？小说第一章用方鸿渐买假文凭及与鲍小姐的露水姻缘两件事极简练又极全面地把方鸿渐的性格结构揭示出来，也可以说是画出了方鸿渐的魂，提供了这一形象生长的“胚芽”。此后，方鸿渐的主要行为基本上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呼应或解释。
　　买假文凭是方鸿渐心理上一直未能卸下的一个包袱。作假是为了骗人，而骗人是不道德的行为。方鸿渐能干出这种事，说明他的道德意识很淡薄。然而，淡薄尽管淡薄，却还没有到完全泯灭的程度。所以在采取行动前，他又自宽自解：“柏拉图理想国里就说兵士对敌人，医生对病人，官吏对民众都应该哄骗。圣如孔子还假装病哄走了儒悲。孟子甚至对齐宣王也撒谎。父亲和丈人希望自己是个博士，做儿子、女婿的人好意思教他们失望么？买张文凭去哄他们，好比前清时代花钱捐个官，或英国殖民地商人向帝国国库报效几万镑换个爵士头衔，光耀门楣，也是孝子贤婿应有的承欢养志。”所以，“撒谎欺骗有时并非不道德。”他并且给自己限定了欺骗的范围：“反正自己将来找事时决不开这个履历。”道德意识的淡薄削弱了他向善的意志；而未能尽泯的道德意识又抑制了他向恶的勇气。这种矛盾的观念状态如同西方学人所分析的哈姆雷特的俄底浦斯情结一样，造成了他的懦弱、犹豫、随遇而安、无所作为和无所追求。
　　买假文凭这件事方鸿渐的确干得漂亮。他运用了“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谋略，将那个爱尔兰人引上钩；从而把骗子和被骗者的角色颠倒过来。难怪钱钟书要把这件事称之为“中国自有外交和订商约以来唯一的胜利”。在此后的情节发展中，方鸿渐又做了一件与买假文凭异曲同工的趣事。那是在三闾大学，历史系主任韩学愈想把教英文的方鸿渐排挤走，好让自己的洋太太取而代之，便安排本系的几个学生到方鸿渐教的班上课，专挑他在上课或批作业时出现的纰漏错误，还故意提一些暗藏陷阱的问题，引诱他发表与英文系主任刘东方相左的看法，以制造两人之间的矛盾。方鸿渐不甘心如此为人鱼肉，便以攻为守，先发制人，直接找刘东方谈话。方鸿渐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是去解释事情的原委，表白自己的冤屈，以致越抹越黑，而是变被动为主动，无中生有地指责刘东方上课挑他的毛病，还派三个学生来课堂上当侦探，又暗示这是韩学愈传出的话。这样不但把刘东方推到需要辩白、解释的被动地位上，还加深了刘、韩之间的隔阂。接着，方鸿渐又把韩学愈买假文凭的事兜露给刘；作为回报，刘东方把韩学愈鼓励学生呈递的请求撤换方鸿渐的公呈交给了方。这样一来，两人不但未结怨，反而结盟。方鸿渐的奇招收到了一石三鸟的效果。这样两件事，再加上方鸿渐对自己无意间说出苏文纨题扇诗系剽窃之作而开罪于苏一事的处理，可以证明，方鸿渐虽是一介书生，却深谙兵法韬略；虽承无用之讥，却绝非无能之辈。倘若无所顾忌，名利场中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逢迎拍马，他一样可以玩得游刃有余，绝不至于连饭碗都保不住。障碍显然来自他观念中尚未完全泯灭的道德意识。杜牧曾经这样表白过自己：“仆之所秉，阔略疏易，轻微而忽小，然其天与其心，知邪柔利己，偷苟谗谄，可以进取，知之而不能行之，抑复见而恶之，不能忍一同坐与交语。”（杜牧《上沧州李使君书》）这未尝不可以看作是方鸿渐的心迹写照。
　　买假文凭违反道德，还带来难以摆脱的精神负担，那方鸿渐何不去拿一个货真价实的文凭呢？从方鸿渐日常谈吐所显示的聪明劲儿及其内心对世态人情的观察评骘、覃思精论所透露出的学识才力看，他拿个学位应当是不成问题。妨碍他取得这片“亚当、夏娃下身的树叶”的是他肚子里的那些学问与占统治地位的、为社会所承认的那种学问模式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作者在交待了方鸿渐是个“无用之人”后，紧接着举出的例证就是“学不了土木工程”。学不了并不等于说方鸿渐脑子笨，因为作者在这之前已交待过，方鸿渐在中学会考中国文得过第二名；而他给丈人写的慰唁长信还得到过点金银行文书科主任的极口称赞。这样的对比只说明方鸿渐的个性极不适应西方近代科学在逻辑实证基础上建立的那一套学术规范和秩序。这种规范和秩序已藉着科学的飞速发展越出了自身的界限，制约着学者们对人文现象的认识。方鸿渐是不愿性灵受到拘束的。他身上体现更多的是具有中国传统智慧色彩的通会与颖悟。他的那些学问全是凭兴趣得来的。学问在他看来只是游心怡情的材料（方鸿渐在三闾大学教论理学——即逻辑学——时曾对论理学下过‘全是废话’的评语）。所以，他读大学时转了三个系，最后还是落脚在跟他自己一样“不讨厌却全无用处”的中国文学系。国外四年则换了三个国家的四所大学。留学变成了游学。而游学的结果是“兴趣颇广，心得全无”。后来方鸿渐回到家乡小城所制造的演讲事件，实际上与他在留学中的表现有内在联系。演讲的前一天，他为搜集材料，预备讲稿，看了几部父亲翻出来的线装书和三、五本历史教科书。第二天上台演讲时因穿错衣服而找不到讲稿。心中一慌，讲稿中那些严肃正经的东西他忘得一干二净，而线装书里那些有关鸦片、梅毒的奇谈趣闻却在他脑中扎下了根。他只好拿这些既不合时宜又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来应付，弄得台上台下都十分尴尬。一次偶然的疏忽打破了校长和师生们为正统规范培养起来的“聆听期待”，也暴露出了方鸿渐对待学问的趣味主义态度。钱钟书用通俗文学手法写出的这个带有闹剧色彩的情节实际上象征了叛逆本性与社会规范的冲突。用后现代的批评术语解释就是，“个人话语”对“宏伟叙事”实施了一次解构。
　　在做学问上与方鸿渐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李梅亭。李在赴湘西履任的途中带了一只狼抗的大铁箱。同行者偶然发现箱中除了预备带到学校倒卖的药物以外，就是一抽屉一抽屉卡片。抄写得工工整整，摆放得井井有条。对此，李梅亭颇为得意：“只要有它，中国书全烧了，我还能照样在中国文学系开课程。”同行的顾尔谦也极力奉承。方鸿渐心里虽很不以为然，但嘴上仍在迎合，称之为“真正科学方法”。的确，除了实验室以外，恐怕没有别的事物比这满抽屉卡片更适于象征科学昌明以来正统的做学问方法了。而钱钟书故意把这些卡片与被倒卖的药品放到同一只箱子里，并且让二者同时暴露出来，我以为也有某种寓意。这分明是在暗示，李梅亭这类人的学问和他那些药品一样，都是用来牟取私利的。而那只被反复写到的、给一行人添了许多麻烦的狼抗铁箱则可以说是现代人俗浊灵魂的象征。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方鸿渐并非懵懂到直到临近回国才意识到学位的重要，更不是无力拿学位，实在是一向就无心汲汲于此道。叙述者在第六章把“死用功人大考时的头脑”说成是“学问的坟墓”，方鸿渐想必也会有同样的看法。倘若我们再联想到钱钟书本人的学术风格，可能会对方鸿渐有更深的理解和同情。
　　恋爱婚姻生活是小说塑造方鸿渐形象的主要场景。这条线也在第一章拉开了序幕。客观地讲，方鸿渐像贾宝玉一样受女孩子青睐（用周太太的话说就是‘瞧不出你这样一个人，倒是你抢我夺的一块好肥肉。’）。与“无用”的评价相平行的还有另一种评价，这就是赵辛楣所说的“不讨厌”。苏小姐、鲍小姐对方鸿渐也有“不讨厌”、“人还过得去”的评语。唐晓芙、孙柔嘉的感想不得而知。但从二人的表现来看，他们也愿意接近方。如果再加上周小姐、张小姐、刘小姐，先后与方鸿渐有过婚恋性质接触的女性多达七人。然而，如此交桃花运的方鸿渐偏偏是个爱情失败者，“无用”在这方面反而表现得尤为突出。
　　方鸿渐并不是那种把两性关系看得十分神圣的人。这与他对待假文凭的态度是一致的。读大学时，他就发表过“世间哪有恋爱，压根儿是生殖冲动”的高论。虽有戏言色彩，可也未尝不是他心迹的袒露。留学期间，他浪迹于伦敦、巴黎、柏林这样的资本主义大都会，耳濡目染那种声色犬马的生活，思想难免要受影响。而斯泼朗格之类的学者的时髦理论更给他提供了自我开脱的依据。所以，他在船上与鲍小姐逢场作戏时所表现出的驾轻就熟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果说他在购买假文凭时还有些思想顾虑，那么在和鲍小姐偷情时他却坦然得很。社会的正统性道德观似乎对他没有任何束缚。然而，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在方鸿渐与鲍小姐共度良宵后正洋洋得意之时，安排捡到了鲍小姐发卡的阿刘上场，当即陷潇洒的方鸿渐于窘境之中。面对阿刘一而再、再而三的敲诈，方鸿渐束手无策，只能屡屡破财免羞（这与鲍小姐坦然而强硬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后来他与孙柔嘉未婚同居，但在香港听赵辛楣暗示孙柔嘉可能未婚先孕时，他依旧又羞又怕。自内地返沪后，他在家听到年幼无知的侄子问他“你是不是跟大娘在学堂里有关系的？”他又大发雷霆。这些相关情节都可以表明他并没有胆量公开向正统的性道德观挑战。弗洛伊德所描述的意识结构在这里似乎被颠倒过来了。“利比多”的释放对方鸿渐来说并无思想障碍；满足“生殖冲动”在他的意识层次已获得合理合法的地位。倒是那种表面上他已弃之如敝履的正统性道德观仍旧藏匿于他的潜意识深处，一被触犯便本能地跳出来自卫。“本我”与“超我”在这里呈现的是两极相逢的状态。这种人格在“西风东渐”以后的中国社会里恐怕比弗洛伊德描述的人格更有典型性。
　　
　　二
　　在和方鸿渐有过婚恋性质接触的七位女性当中，关系较深者当属鲍小姐、苏文纨、唐晓芙和孙柔嘉四人。这四位女性代表了方鸿渐形象的四维。鲍小姐、唐晓芙这一组分别代表了肉与灵的两维；而苏文纨、孙柔嘉这一组则分别代表了抗拒与归顺的两维。这种四维图式显示了方鸿渐人格的构成与分裂。他对唐晓芙的追求受到了他与鲍小姐关系的妨碍，而他与孙柔嘉的姻缘又被苏文纨在其中制造了裂痕。这似乎就是命运女神对他这种分裂人格开的玩笑。鲍、唐这一组关系相对而言显示的是较单纯意义上的人性；而苏、孙这一组关系则要复杂得多，其中包含了较丰富的社会内容。
　　苏文纨对方鸿渐的爱情是很值得怀疑的。小说第一章以不经意的口吻提到了苏爱方的动机：“她对方鸿渐的家世略有所知，见他人不讨厌，似乎钱也充足，颇有意利用这航行期间给他一个亲近的机会。”但这样的动机是经不起推敲的：不讨厌不等于可以托付终身；一个县里的乡绅，钱再多恐怕也不能和政务院参事比肩（何况赵辛楣家也是很阔绰的）；方的博士头衔是假货（这一点方向苏交待过），苏的文凭则货真价实。较合情理的解释当是，方鸿渐骨子里的孤傲激起了苏文纨的征服欲。作品也暗示过苏文纨这样的心理。第一章在比较苏与鲍的恋爱风格时，作者写道：“苏小姐理想中的自己是艳如桃李，冷如冰霜，让方鸿渐卑顺地仰慕而后屈服地求爱”。曹元朗娶到苏文纨曾以胜利者的宽宏说：“赵辛楣不用愁，他会另找到对象。我希望人人像我一样快乐，愿意他也快快恋爱成功。”苏小姐对此的反应是“沉着脸不语”。曹元朗立刻省悟到自己说错了话，“一向致力新诗，没留心到元微之的两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后悔不及。苏小姐当然以为看中自己的人，哪能轻易赏识旁的女人？她不嫁赵辛楣，可是她潜意识底，也许要赵辛楣从此不娶，耐心等曹元朗死了候补。”得知方鸿渐另有意中人之后，苏文纨先是破口大骂，继而又干出挑拨离间的勾当，全不见大家闺秀之气度风范，也可说明她受到伤害的不是痴情，而是自尊。以苏小姐之才貌、地位，加之追求者如云的环境，她有这种心理也是不难理解的。要说苏对方一点吸引力没有也并不确切。在和苏一起花园赏月时，苏的妩媚也曾令方觉得“抵制不了”，变成了“傻子”；而方迟迟不肯向苏袒露自己的心迹恐怕也和他意识深处对苏的眷恋有关。但方在理智上始终对苏保持着一种警惕与抵拒的态度。他的聪明使他洞察到苏以征服和占有为鹄的的本性。很难说这是出于自傲还是自卑。从不愿受制于人的角度看，这是自傲；从无力制人的角度解释，这又透漏出自卑。自傲与自卑这两种看似矛盾的心理在方鸿渐身上难分难解，浑然一体。
　　方鸿渐与孙柔嘉之间也很难说产生过真正的爱情。两人的结合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是环境压力促成的。小说多次透露了方鸿渐害怕孤独的脆弱心理。他刚从国外回到上海时，因为闲极无聊，便去找他并不爱的苏文纨。作品这样分析他的心理：“明知从此也许多事，可是生活实在太无聊，现成的女朋友实在太缺乏了！好比睡不着的人，顾不得安眠药片的害处，先要图眼前的舒服。”方鸿渐在提醒赵辛楣不要过于亲近汪太太时也说过：“咱们这批人，关在这山谷里，生活枯燥，没有正常的消遣，情感一触即发，要避免刺激它。”这未尝不可以看作方鸿渐的夫子自道。在被高松年辞退离校上路时，方鸿渐心中也有过这样的感慨：“去年来的时候，多少同伴，现在只两个人回去。幸而有柔嘉，否则自己失了业，一个人走这条长路，真没有那勇气。”在这种时候，他似乎忘记了一年前在来校的路上，他曾向赵辛楣表示耻与李梅亭、顾尔谦辈为伍。这再一次从反面证明了他的关于为图眼前舒服，不顾安眠药片害处的说法道出了他自己的本性。有了这些交待，方鸿渐那种一边自认为不会爱上柔嘉，一边又密切关注孙的一举一动的矛盾心态也就不会令读者觉得奇怪了。而柔嘉一个年轻弱女子，远离父母，孤身漂泊异乡，面对不良学生的欺侮、陆子潇的纠缠、范懿的中伤，心中感到惶恐更在情理之中。“同是天涯沦落人”，两个与环境格格不入的年轻人因寻求慰藉而互相接近也是水到渠成的事。从旁观者的眼睛看，两个单身男女，年龄相近，条件相匹配，又是同乡，这也自然会造成某种社会认同乃至某种社会期待。陆子潇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认定方鸿渐是自己的情敌反映的就是这种社会认同。到了孙柔嘉拒绝了陆子潇，而陆子潇又给孙柔嘉的父亲写了封匿名信后，这种社会认同、社会期待更进一步转化为一种社会压力，似乎方鸿渐从道义上就应该承担起护佑柔嘉的责任。而最合理、最有效的护佑就是明确两人之间的恋爱关系。环境在这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它最终冲垮了方鸿渐理智与情感的双重防线，迫使他乖乖就范。作品是这样写方鸿渐在李梅亭、陆子潇的逼问下精神之堤全面溃决的情形的：“鸿渐如在云里，失掉自主，尽他们拉手拍肩，随口答应了请客，两人才肯走。”方鸿渐就这样身不由己地走上了婚姻之路。这里看不到恋爱成功的快乐，只有面对无常命运的惶惑。
　　消除孤独与保持自由终究不能两全。关系确定后，方鸿渐首先感受到的便是“仿佛有了个女主人。”他对苏文纨的顾虑没想到却在孙柔嘉身上坐实了。其次，方鸿渐的“身份感”也被极大地强化。他再也潇洒不起来了。孙柔嘉是为他辞掉教职的，他心里总觉得欠了柔嘉一笔债，故而到香港听赵辛楣说了一句“孙柔嘉煞费苦心”，便内心不安，觉得“承她瞧得起自己，应当更怜惜她。”回上海后，柔嘉的收入又比他多一倍，令他愈感自卑。所以，婚后孙柔嘉所起的主要作用便是将世俗观念的压力具体化、实在化、切近化，使一向疏懒的方鸿渐无从回避作丈夫必须担负的责任和必不可少的尊严。另一方面，作为已经成家立业的方家长子，他又有“承欢养志”、“光耀门楣”的义务。这就使他陷入了重重矛盾之中。这两种身份、两种责任之间本身就难以协调。孙柔嘉是大都会的新派女性，接受的是现代高等教育；方遁翁是进城避难的旧式乡绅，双方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存在着不小的差距。方鸿渐双方都要讨好敷衍，结果只能是两面不落好。方鸿渐清高、疏懒的本性又注定了他既不愿、也无力去承担这些责任；而他的懦弱与虚荣又不允许他公然违忤绅士阶层的价值观，坦然拒绝这些他不愿承担的责任。为了强化这重重矛盾，作者又遣出了陆太太、李妈、方鸿渐的两个弟媳来加深方鸿渐的人格裂变。此时的方鸿渐再也没有了从国外初回上海时的那份洒脱，却像一只被宗亲关系之网俘获的飞虫，陷入徒劳的挣扎。
　　与恋爱婚姻的场景相比，社会场景在《围城》中所占的比重不是很大，但在塑造方鸿渐形象上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作品中最集中、最主要的社会场景是三闾大学。这是一个由世俗化的知识分子构成的世界，通行其中的原则是追名逐利、勾心斗角、党同伐异，与官场没什么两样。方鸿渐与这样的环境有一致的地方。他也有向上爬的欲望，所以到校后听到自己的职称低聘，他也郁郁不乐；听到汪处厚出主意帮自己运动教授职位，他也受宠若惊，似乎忘了汪处厚的真实用心。他和别人一样吹嘘自己家战前有多阔绰，齐人遗风昭昭。但从根本上讲，方鸿渐与这样的环境是格格不入、难以适应的。他瞧不起李梅亭的鲜廉寡耻、贪婪猥琐，也瞧不起高松年的世故、浅薄、装腔作势和韩学愈、陆子潇、汪处厚、刘东方等人的伧俗鄙陋、虚荣偏狭。近代以来小说所写个人与社会现实环境的冲突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形：一是个人野心与现实的冲突，这方面可以法国的于连、拉斯蒂涅为代表；一是个人的社会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这可以中国的吕纬甫、魏连殳、倪焕之、肖涧秋等人为代表。方鸿渐是两方面都沾点边儿，而两方面都不会接纳。他有欲望无野心，有准则无理想，并且缺乏两方面都需要的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满足野心需要大胆的冒险和无耻的搏击，他做不到；实现理想需要澎湃的热情和无私的奉献，他也做不到。妨碍他行动的是传统的士大夫文化及虚无主义人生观植根于他身上的一种近乎本能的清高、散淡，以及为这种清高、散淡提供了温床的疏懒、懦弱的天性，是一种人格化的东西。没有这类心理障碍的李梅亭没当上系主任，可以厚着脸皮逼迫高松年高价买下他带的私货作为补偿；而方鸿渐没当上教授却只能干吃哑巴亏。李梅亭长袖善舞、登龙有术，没当上系主任，却当上了比系主任更有实权的训导长；而方鸿渐却春风不顾、跼天蹐地，最后竟被挤兑得无立锥之地。这两种对比强烈的际遇再次把方鸿渐的“无用”本相凸现出来。

　　三
　　说起“无用”，读过《庄子》的人恐怕都会想起《逍遥游》结尾的一段：
　　“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的确，在老庄哲学的背景下，“无用”隐喻着清高、超脱、孤傲等个人品质。历史上，以“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王维）、“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孟浩然）、“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杜牧）、“且免材为累，何妨拙有机”（杜牧）、“人若憎时我亦憎，逃命最要是无能”（司空图）自许、标榜的文人屡见不鲜。《红楼梦》中贾宝玉不也是一块“无才可去补苍天”、不通仕途经济之道而被女娲弃置于青梗峰下的顽石吗？
　　有些研究者已经正确地指出，方鸿渐是道家文化的祭品。当然，老庄的虚无哲学对方鸿渐的影响在《围城》中并无白纸黑字的“言筌”可查。但我们可以联系作品所提供的社会文化背景来作些分析考察。两千多年以来，儒、道作为影响汉文化的两个最大思想流派已经内化成为中国传统士大夫的“集体无意识”。作为江南世家子弟的方鸿渐自然也躲避不开这样的文化影响。他头脑中的操守意识显然与儒家思想有关，但他怯懦、柔弱的天性（从他不敢过吊桥即可略见一斑）使他更易于接受“知其雄，守其雌”的老庄哲学。这样，道家文化呵护了他的怯懦、柔弱，而怯懦、柔弱的天性又加深了道家思想的内化，使之由观念演变成人格。这样循环相激，便造成了他“无用”的性格特征。从表现方式上看，除了方鸿渐偶尔的几次感喟外，钱钟书在行文中也有意回避了任何一个现代知识分子都不可能不思考的信仰、人生观、生存意义等形而上的问题（所谓‘新文艺腔’），只把笔墨放在性爱、婚姻、人际关系、社会地位乃至温饱等形而下的问题上，这既还原了书中这批高级知识分子作为“无毛两足动物”的本相，也体现了道家“虚其心，实其腹”的风采。
　　老庄哲学作为一种人格理想或个人的品质修养或许是可行的，若将其作为一种行为准则，其“弃圣绝智”、“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主张便缺乏可操作性。单凭老庄哲学无法在社会上立足。不仅方鸿渐如此，即使庄子本人也躲不开这种悖论。所以，他在《山木》篇中便对“无用”有了另一种说法：
　　“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竖子杀雁而烹之。竖子请曰：‘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杀？’主人曰：‘杀不能鸣者。’明日，弟子问于庄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
　　如何在“材”与“不材”之间保持平衡，凡夫俗子实在是很难掌握。而这种古已有之的悖论到了现代商业社会表现得尤其尖锐。《围城》第七章有这样一个细节：汪处厚邀鸿渐散步于野外，见到一片柏树便坐了下来。汪处厚随口吟出两句古诗：“阅世长松下，读书秋树根。”接着便谈起升迁之道。古诗的平和淡泊与所议之事的庸俗鄙陋形成鲜明对照。这不经意的一笔恰恰把现代人的文化生存困境揭示出来。在传统社会里，老庄哲学固然从未获得过统治地位，但其“清静无为”、“返真归朴”、“清心寡欲”、“与世无争”等思想仍是为社会普遍接受的道德取向。即令是利欲炎炎之徒，有时也不得不走一走终南捷径。而近代中国，在重物质进步及个人利益的西方文明东渐之后，社会价值观已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时即使还有与世隔绝的“桃花源”，求田问舍者也显不出高尚脱俗，只会显出不合时宜的突梯滑稽。自我肯定终究离不开社会肯定。所以，方鸿渐的困境也正是某种以道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人格在现代社会的困境。（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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