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何金璋，字圭甫（1892-1965），生于清光绪年间。少时读过几年“四书五经”，后随其父习医。1920年前后（时三十多岁）为谋生计，随曾祖父，带着我奶奶及父亲、二叔来到竹川，先租了一间房子（现许金成家东隔壁）开中药铺，经多年积蓄，买了宅地，盖了房子，在竹川定居下来。三叔1932年出生在竹川。

爷爷幼年即随曾祖父习医，在他父亲指导下，读过《黄帝内经》、《灵枢》、《素问》、精通汉代名医张仲景的《金匮要略》、《伤寒论》、清代名医吴鞠通的《温病条辨》，《付清主女科》，擅长内科、温病、妇科，善治各种疑难杂症。

爷爷在医学理论上孜孜以求，直到老年，我还见他在油灯下潜心阅读《八十一难经》、葛洪的《千金遗方》和《肘后方》。这些医书大多是手抄本，用工整的字体抄在麻纸上，装订成册，上有很多红笔圈点过的痕迹。家里有一套石刻印刷的《本草纲目》，带有插图，还有一套木函装活字印刷的《陈修园医书四十八种》和《审视瑶函》（中医眼科专著），这些书当是经爷爷的手买的。

说到读书，爷爷主张：“买书不如借书，借书不如抄书”。他说，买来的书归自己所有，可能长时间也不看；借来的书，要如期归还，必须马上读完；若是能抄一遍书，将会记忆得十分深刻。爷爷读过的书都能熟练背诵，他能完整地背出《频湖脉学》、《药性赋》、《汤头歌诀》，连《伤寒论》，他也背得很熟。

他用药配方，遵古炮制，君臣佐使，一丝不苟。该炒的药，应炒黄、炒焦或炒碳，应盐炒、土炒或麸皮炒，均严格区分。他谨遵古训但不食古不化，他常说：“不读古人书，不可妄议古人；及读古人书，始知古人不可妄议”。他曾引用唐代名医孙思藐的话，意味深长地说过：“读书三年，天下无不可医之病，医病三年，天下无可用之书”。

几十年的医学实践使他悟出许多哲理，独创了不少秘方。比如：治“癃闭”（尿潴留），他并不一味通淋，有时改用宣泄之法。他比喻说：茶壶倒不出水，不一定是壶口阻塞，而是盖子盖得太紧，把壶盖打开，水自然就流出来了。他对曾祖父创制的“月间疾丸”作了改进，加用巴豆油，百草霜（锅底灰），专治妇科产褥期顽疾杂症。服药后，用酸汤助泄，待病人排出许多粘液，再服淡汤补养，恢复元气。因屡治屡验，远近来求者甚多。

祖父行医一生，济世活人，心底善良，助人为乐。乡亲们有个头疼脑热的小病，他就随手抓一点发汗药给人家。遇贫苦人家生病，常分文不取。逢疫病流行，他买些贯仲、金银花之类，施舍邻里。每逢过年或端午节，爷爷还用一些大茴、小茴、肉桂、蔻仁、草果、香附等药物配些佐食的香料分给左邻右舍。我家药橱上的对联年年更换，但“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这副对联却始终保留着。

爷爷在汜水县一带行医日久，名声甚高，我家大门前的槐树上常栓着从几十里外来请他诊病的牲口。解放前他参加郑州市医师会考，取得民国政府认可的中医师资格。家里有一块黑底金字的匾牌，上书《医师何圭甫寓》，是他在郑州坐堂行医时用的。这块匾牌，他去世后我一直保存着，直到88年来海南，才将它交给三叔。

为了使我家医术代代相传，我很小的时候爷爷就给我讲解中医理论。他从阴阳五行讲到五淫六气，七情八伤，从五脏六腑讲到十二经络。他说“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形成人体的“气、血、津液”荣养全身。人体内有“真气”、“宗气”、“中气”。真气受之于父母，“两肾中间穴，为之命门，真气藏焉”。脾气为后天之本，脾胃不健，不能化五谷，四肢羸弱。中气不领，则大气下陷，气喘嗝逆憋闷。讲到《伤寒论》，“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疼而恶寒”是热病初起的症状，病在太阳经，属“表”，麻黄汤主之；如寒热往来，则邪毒内传，入阳明经，属“里”，小柴胡汤主之。他常说：“发汗解表，应津津似有汗出，不可大汗淋漓”，“汗出透，表邪自解，有一分畏寒，尚有一分表邪未尽”。

他很乐意接受新知识，他认为，医学要发展，就要像清代的王清任那样，敢于《医林改错》，不断创新。我上中学时学了生理卫生，告诉他心脏内有瓣膜，是排血的循环器官，中医所说“主神明，思虑出焉”的不是心，应是脑。听了我的话，爷爷就买了猪心剖开察看。我在北京读医学院时，放假回家告诉他，我们在学校如何解剖尸体，如何用显微镜和实验来研究人体的结构、功能。他感慨地说：西医比中医研究得深刻。他开始相信西医，学习西医理论并使用西药治病。

爷爷留着一把长胡须，到第三个钮扣处，雪白雪白的，没有一根杂色。他对那一把胡须十分爱惜，每天睡觉前用小梳子梳理，辫成小辫，第二天早上再梳开。他性格沉静较少说话，一天到晚忙于诊病配药，闲暇时躺在椅子上闭目养神。他性格孤傲，很看不起那些只懂得背诵几个汤头便挂牌行医的庸医，更不交结乡绅权贵，相反他倒有几个要好的农夫朋友。村东头有个老头叫许尚，干瘦干瘦的，有点驼背，嘴边上留着两撇八字胡，叼一根长长的旱烟袋。两人一见面，就互相招呼着，掏出火镰 打火抽烟，下象棋，说古道今，很是投缘。也许是因为他那雪白的胡须给人一种莫明其妙的威严，家里人都有点怕他。来了亲戚，他除了嘴边上的几句应酬话外，很少和人家坐在一起拉家常。奶奶害怕因此得罪了亲友，总在他不在的时候，向客人赔不是，解释说，他就是那么个怪脾气。

爷爷常参加农田劳动，干起活来有一种卖命的劲头。天旱时，从股河里“撑水 ”浇地，火毒的大太阳下，他一干就是半天，汗水顺着光脊背流，把裤腰打湿一大片，不叫吃饭决不停歇。每年夏天收打小麦是最忙的时候，先把土地泼上水，用石滚压成硬面，将麦子在上面晾晒碾打。五月中午的太阳能把人烤得头晕眼花，正歇晌时，他还头顶一个草帽，在麦场上一捆一捆地翻动着麦秸。为盖房子准备石料，每当股河发洪水，他就跳到齐腰深的水里，把上游冲下来的石头一块一块背到岸上。

爷爷的前半生饱受战乱之苦。辛亥革命虽然结束了满清帝制，推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但不久张勋复辟，军阀混战。后来日本兵入侵，烧杀抢掳，尸陈中原。中央军到处抓丁拉夫，摊粮派饷。乡村里保甲长 仗势欺人，横行乡里。恶霸土匪杀人越货，绑票勒索。老百姓终日提心吊胆，没过过一天安宁日子。爷爷渴望和平，赞同共产党“抗日救国”。解放前我们家里就挂着头戴五星八角帽的朱总司令和留着大分头的毛委员的石版印刷像 ，家里人做军鞋、交公粮也从不落后。50年河南解放后，三叔参加“土改”运动，他大力支持；母亲和三婶上民校识字读书，他没有阻拦。52年成立农业互助组时，他带头参加。解放后的头几年，药铺生意还好，加上地里收获的庄稼，一家人尚能温饱度日。53年公私合营，他不愿意与那些庸医为伍，药铺合营后，二叔参加了联营诊所，爷爷没有去，在家给人看病。57年以后，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很多人受整，他眼在看，心在想，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为避免招惹是非，他时常告诫家人“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话到嘴边留半句，理在人前让三分”。59年后，因年纪大了，他深居简出，除在家里给人看病外，先后受人邀请在郑州、米河、上街坐堂。60-62年大饥荒饿死了很多人，奶奶也去世了，那时爷爷已70岁，为求生存，还拖着那干瘦的身躯，抡着镢头在后院的竹园里开荒。1965年病逝，享年74岁。

93年两个叔叔商议在爷爷的墓前立碑，碑文是三叔撰写的，曰：“溯忆先祖，何公其所，居荥何寨，世袭中医，兄弟八个，人多地少，家境贫寒，先父如璋，幼年失学，为谋生计，随父出走，落脚竹川，父医子习，刻苦攻读，郑州举试，荣获医师，济世活人，饮誉四方，先父家母，辛勤简朴，创基立业，落户竹川，教诲子孙，琢玉成器，恩重如山，立志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