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东安市场百年祭
刘锡诚

从协和医院老楼的边道出来，回安定门的寓所，在东安市场车站乘104路电车最是方便，车站就在协和老与美院之间。等车工夫，举目望见对面楼群上矗立着的“新东安市场”的大牌子，心里总感到有点儿不舒服。不期然地向自己发问：好端端一个“东安市场”，为什么要在前面加上一个“新”字呢？为什么要砸掉那块有着百年历史的老牌子？不屑于走老路？标榜改朝换代？——百思不得其解。

东安市场始建于清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公元1903年3月），是北京最早出现的一座综合性市场。因地处东安门附近，故名。清末，东安门大街两旁，摆摊设点，道路拥挤，皇帝出行和去东陵祭祀，有碍观瞻；住在金鱼胡同的步兵统领那桐等官员上下班，也痛感不便，故有整顿市容、修建马路之举，将沿街摊贩悉数迁至东南角的八旗兵神机营的练兵场上。这个围着铁丝网、几近废弃的演兵场，一时商贩云集，渐而发展成为了后来的东安市场。近读“爆肚冯”后人所写文章，“爆肚冯”就是头一批从东安门大街迁到演兵场来、继而创立了“金生隆”店号的。据前人笔记，“京城向无市场，肩挑负贩，沿街叫卖，颇为杂扰。”而东安市场一经出现，“未数日，百货杂陈，竟成市集，商贾皆至，愿受一廛，乃准领地建屋，各设店号，日盛一日，详定规章，增警专管，遂成东城闹市，成为北京有市场之始。”（转自谢其章《“东西二场”的旧书摊》）到2002年3月，就是它的百年大寿了。

北京有众多的历史文物古迹，印证着京都上层文化的悠久与辉煌。而东安市场虽然无缘进入文物古迹名录，却与一百年来北京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休戚相关，成为下层文化（也包括部分上层文化）的重要表征。若果再往大处点说，东安市场这个市场及名称，不也印证着百年中国、尤其是百年北京的政治史、经济史和思想史吗？

百年来，虽历经朝政更迭，战乱频仍，但一般来说，直到“文革”之前，东安市场从最早一个摆摊设点的露天市场，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包括各行各业各类商摊、商号、书店、游艺再内的摊铺俱权有、无所不包的超大市场。据1933年12月的统计，东安市场共有16个经营区，已是一个包括畅观楼、青霖隔、中华商场、丹桂商场、桂铭商场、霖记商场和东庆楼等七个小商场，吉祥大院、正街、头道街、二道街、西街、东街、杂技街、南花园等就条街巷，分布着各行各业商贩925户（店铺257户，摊贩658户）的超大规模的市场了。北平解放前夕，商家较前减少了三分之一，只有606户；解放后，经过整顿和全行业公私合营，市场再度繁荣起来。各店铺商号齐全，“万宝全”日用百货、吉祥戏院、东来顺饭庄、稻香春南味店、五芳斋等人们都耳熟能详，最令我不能忘怀的是那些古旧书店，有的有店铺门面，有的是沿街设摊。东安时常书肆之所兴，与北京的城市风貌和市场构成有着莫大的关系。一方面，市场形成初期，在近处坐落着许多学府，如北京大学、朝阳大学和许多中学，渴求知识的师生和其他知识分子常到书店里来看书淘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老北京作为文化中心的特点；另一方面，书店肩负着保护文化遗产、促进图书流通、满足读者需要的多重责任，店员们不仅个个是行家，而且急读者之所急。古旧书店的工作人员曾花费两年时间为一位俄国文学研究者配齐了一套19世纪出版的俄文版的《大百科全书》（共86册）。仅在1959年1月至10月，店员们曾配齐了主要期刊10050种，《四部备要》1420部，《万有文库》208部！他们为中国文化和北京地方文化的继承发展做出的贡献是不该忘记的！

东安市场尽管在历史上也曾遭到过两次大火（1912年遭北洋军曹琨纵火烧毁；1920年锦兴元玩具店老板文焕章因负债过多无法偿还而纵火），却也总是绝处逢生，很块就得以修复和开业，而且一路稳定和繁荣，成为北京所以是北京的一个骄傲。外国的使者、学人、游客、商人来京，没有不到东安市场去的，而且凡是去过的人多著文记述其盛。1966年“文革”事起，依照“东风压倒西风”的名人说词，将其改名为“东风市场”。市民们的心里都明白，这“东风”之名，是把一个大众市场的命运绑在了政治的战车上。十年浩劫结束，改革开放，“换了人间”，到1988年，恢复“东安市场”原名，还其历史原貌。决定英明大胆，顺乎民心，历史必然，人心大快。哪想到，在和平安定环境中却又出现了曲折。到了1993年，一个香港的著名地产公司进来，与东安集团联手，改建东安市场，无端地把沿用了整整90年的老字号“东安市场”改成了“新东安市场”！媒体上也对这个“新”字大肆炒作。虽然在临王府井大街一面，还保留着“东安市场”的门匾，但正式的名称，却不再是“东安市场”了！在万贯金钱面前，老字号“东安市场”必须改名换姓？

敝人晚生，只是上世纪50年代才来到京城，但有幸在王府大街乙64号上班，办公的地方，距东安市场只有咫尺之遥。出得大门，向左一拐，便是灯市西口；照直走，走过几百米长的八面槽，拐进金鱼胡同西口，就进了人碰人、人挤人的东安市场。那些年，除了星期天外，几乎每天中午都是泡在东安市场书摊里度过的，常常是从北门或西北门进去，边翻书边挪步，一本本地翻，一本本地淘，一路走下来淘下来，一直到了下两点该上班了，才恋恋不舍又匆匆忙忙地离开。那些年月，对于我这样的大学毕业生来说，每月工资从49元5角，最后涨到62元，要养家餬口，要给远在乡下的父母寄，手里的钱实在是很有限，但见到便宜的书、有价值的书，还是会毫不犹豫地买下来。那时买的旧书、有价值的书，实在是不少，可惜，1969年9月底得到命令，全家下放河南息县干校，大部分都被我一狠心当废纸7毛钱一公斤处理掉了！回想在东安市场那些小书摊上所买到的最有纪念意义的，莫过于一本戴望舒先生使用过的辞典。当然也在东安市场北门里面不远处的点心店、小吃摊和餐馆里买过小饼干、吃过饭，最奢侈的，记得是三年困难的第二年，我从鄂尔多斯下放归来，我妻生第一个孩子小青时，月子里没有可用来催奶的鱼肉可买，就骑自行车到东安市场南门通道右边的和风饭馆买了一段炸好的草鱼，这在当时可是很大的破费呀。偌大的一个东安市场，就像小孩子眼里的万花筒，五彩缤纷，应有尽有；对于某些上层人士来说，也许它是并不重要的，但在普通的下层的老百姓和市民来说，它却是一个留下过抹不掉的印象的去处。

如今手里的钱固然比那时多得多了，却很少能激起进到这个“新”的市场里去光顾一下的念头！某日，忽发奇想，拉上老伴去逛一逛、看一看，也花了些钱吃了几处小吃。商场旧貌换了新颜，一切与世界接轨，尽管主持者们也尽量保留了些“老北京一条街”一类的去处，却与世界上许多大城市的大商厦似乎没有什么区别。“新”固然新了，感觉却真的没有找到。不仅淘书的积习和旧愿无法重现，连那沙营的葡萄、马桥的山药、延庆的海棠……也都没有见到的机会。多年前，我曾有机会在地跨欧亚大陆的伊斯坦布尔那个庞大的商场里徜徉过，那布局，黄金街，杂货摊，皮革制品，烤肉小食，旅游纪念品，目不暇接，令我联想到我们的东安市场，连接丝绸之路两端的两个城市的市场，怎么如此相似，难道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但在我们今日的“新”东安市场里却无法再找到记忆中的那些感受了。人不仅生活在现代，人也常常生活在记忆和回忆中，在不断的回忆和怀旧中，寻找着美好！

中国是个文化悠久的国家，可是不知怎的，到了现代，想出人头地的人，总喜欢踩在前人的肩膀头上去立业，以否定前人、割断历史为荣耀。像这种前面加上一个“新”字，玩改朝换代、改旧换新、否定前贤、另立门庭把戏的，在京城，也许并非仅此一家。这种事情多了，该是多么悲哀呀。

据说，上海人现如今兴起了“怀旧热”。最近《文汇报》发表了一篇长文，证实了这一点，并对“怀旧”思潮有所非议。笔者倒是觉得这很正常。一种思潮的出现或消退，固然与倡导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与社会有关。笔者早些时候看到，女作家陈丹燕写了一本《上海的金枝玉叶》，接着又出了一本《上海的金童玉女》，她的系列怀旧著作成了畅销书，大受上海市民的青睐，也许她触动了上海人埋在心底的怀旧的那跟弦。“怀旧热”说明上海人对传统的怀念，不是无源之水，不是空穴来风，也许是全球化和现代化形势下的一种必然。

北京人则反其道而行之，兴起了“追新热”、“追星热”，什么都是“新”的好，连东安市场这个老字号也嫌旧了。尽管报刊媒体在卖力地宣传北京在旧城改造上如何重视继承和保存传统的城市风貌，帝王都城的设计思路不变，保留下二十几片四合院民居和旧官邸宅院建筑群，但登高远望，老北京却大部消匿和淹没在了林立的高楼大厦之中，原有的城市风貌几近荡然无存了。追新求变，无可厚非，但盲目追新却未必是什么好事，尤其是否定文化传统的追新，是要付出代价的。而此类追新之徒，在今日之京城，随处可见。放眼出版界，此类事例就更多了。想想人家英国人，说起什么东西来都讲究个历史的延续性，创刊于1785年的《泰晤士报》，几易其主，可牌子不改，成为一家有自己传统的世界大报名报。我们呢？在这方面我们真有点自惭形秽，我们有几千年的历史，却习惯于自己否定自己，谁都想标榜革新！

东安市场的百年祭，正赶上国家民族的好时光，笔者以为，最好的纪念，莫过于还她的本名。这比什么都好。

2002年8月5日

（发表于北京市政协主办的《北京记事》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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