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宋的商业和城市
南宋时,已有不少人改变了以前把手工业当作末业的看法,而认为"士农工商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并说这是自有人类以来就有的,不可以改变的事实。
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北宋熙丰年间,岁入缗钱六千万,南宋淳熙末年为六千五百三十万缗,略高于北宋。
南宋都城临安是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从浙江及其他州郡前来的货船,络绎不绝。此外,平江、建康、鄂州、江陵等沿江城市,手工业和商业都很发达。墟市则比北宋更加普遍,仅广东一路就有墟市八百个,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业的繁荣。
南宋国内贸易比较发达。南宋政府在淮河沿岸及西部边地设立市场,称为榷场。除榷场外,民间私下交易的数量极多。在今吉林、内蒙古等地的墓葬中,均曾发现南宋湖州制造的铜镜。在内蒙古西部黑水城遗址中,也曾发现福州刻印的书籍。至于景德镇和龙泉的瓷器,更是遍及全国。
南宋的海外贸易也超过北宋。高宗末年,市舶收入岁达200万贯,超过北宋治平年间岁入63万贯的两倍多。由于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货币铸造供不应求。在对外贸易中,铜钱又大量外流。纸币日益代替铜钱,成为主要的交换手段。宋人市民社会的发育亦已比较成熟,宋人虽然重视回归家族,敦亲睦邻,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势必带来社会空间的扩大,也造成个人进出家族内外的灵活转圜余地。人口大规模流动。自中唐已始兴起,宋代更是势如离弦之箭,欲罢不能,而且有若干新的措施在制度上助长了这种趋势。市民社会的生存空间,亦应运而生。中国自古有常言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宗族"社会和市民社会公共空间呈现出双向信道的形式,就正反映着这样的社会现实,至今亦然。在宗族社会和朝廷庙堂之间出现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公共社会空间,才有可能培育出新兴经济的萌芽。邓子琴言:
"尝考宗法时代与门阀时代皆为有形之社会组织,盖此两时代均有血族及经济关系,以为联系之资。至于士气时代,在经济为各个独立,互相等夷;在血族为人尽其道,不相限制。朝廷全以科举取士,苟士之有聪明才能者,咸能自奋一有所表焉。故此时代欲研社会风俗之中心,惟以士人之气节风格为重。"(《中国风俗史》(成都:巴蜀书社,1987年,175页)。这就道出了士族地位上升时代,晋身的阶梯已非依靠家族和血缘的助力,而是强调了个人奋斗的重要。
而宋朝的土地政策亦加速了这一进程,宋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不抑商的朝代,在土地上,他不抑兼并,一方面不抑兼并,使土地能够集约化的经营,并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据估算,当时不足1%的人口占有了全国土地的70%,而每年进入流通市场的土地占全国总面积的20%);另一方面成功的发展了工商业,不仅仅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仅信州铅山的一个铜铅矿就常雇有十余万矿工,日夜开采),更重要的是促进了社会经济,生产力的飞速提高。他那发达的经济、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因发达的经济而产生的新阶层和新思想,都在预示着质变将要到来。中国将向一个新的高度跨越。但这个高度不是资本主义,但应该更合适中国。虽然,不如西欧那样因邦国林立的竞争带来的所谓的公民社会,以及罗马法的立法的精神,但是宋王朝的市民社会确实发展到了一个比较发达的阶段。
宋的农业
宋金并立时期,南方的水利事业大大超过北方。史载:"南渡后,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宋史·食货志》)除了修复久被堙废的水利之外,还修建了不少新的工程。南宋的圩田面积又有扩大。如太平州的当涂、芜湖、繁昌三县,圩田面积占全县农田的十分之八九。宣城县有圩田179所。另外,涂田、沙田、梯田等也大量开垦,农田面积不断增加。农业生产技术也以江浙一带最进步,四川次之。江浙农民深耕熟耨,使土细如面。大暑时节,决放田水,让太阳曝晒,使苗根坚固,称为"靠田";苗根坚固后,再车水入田,称为"还水"。此后,遇旱不枯,可保丰收。当时,上等田亩收五六石。"苏湖熟,天下足" 的谚语由此产生。
南宋时,植棉区已不限于两广和福建,逐渐推广到长江和淮河流域。由于经济作物的逐步推广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宋代特别是南宋,无论在官田上或私田上,采用货币折租的形式也有所增多。
宋朝时对外贸易
宋代政府不遗余力地发展对外贸易。最初指定以广州、明州、杭州为外国贸易港,并在这些港口设置"市舶司",处理征税与管理对外贸易的一切事务。
后来,福建的泉州发展为繁荣的商港,对外贸易给国库带来极大的岁入。北宋时代,广州港的关税收入竟占全部关税的十分之九以上。到了南宋,财政困难,政府要增加收入,更倚重对外贸易,频频奖励与外蕃通商,这时候,泉州的地位足以与广州相颉颃。
据《岭外代答》与《诸蕃志》的记载,证实了自11世纪时中国与马来半岛各王国间贸易的频繁。从半岛输往中国的有:樟脑,保豆蔻,沉香,速香,檀香,象牙,犀角等。从中国输入半岛的有:金,银,铁,瓷器,米,盐,绢及酒等。
宋代对外贸易输出中,最大宗的是陶瓷器,宋代南方的青瓷,以浙江西南的龙泉窑烧制的最为有名。其开始烧制陶瓷器是在五代以后,到了南宋,龙泉青瓷器的烧制技术,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中国陶瓷史上是一个辉煌的时期。龙泉的青瓷大都在泉州出口,由中国或外国商船运输到海外去,据《朱或萍洲可谈》记载:船舶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储货,人得数尺许,下以储货,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
在吉打布秧河流域,曾有大量的宋瓷出土,这些青瓷,大都是浙江龙泉窑的产物。1936年,威尔斯博士在好几个不同的地方,发掘出大量的龙泉瓷碎片,上有各种不同的纹饰与图案。
然而以上种种在游牧的蒙元入侵后被完全毁坏,这个可怜的处于中国式封建文明的最高阶段的社会的发展嘎然而止,犹如黑客帝国中人类最后的避难所锡安(锡安是圣经中人类的城市)被机器人最后占领,所有的人类都被最终灭绝或者是接受了机器人的改造。蒙古人的来到,杀死了一半的中国人,剩下的另一半为他们种地,做工,提供奢侈品。处于种族隔离的藩篱之下,成为蒙元帝国治下最下等的一类人,帝国的统治阶层虽然文化低落,然而依然极端鄙视和仇恨这些文明高于他们的人群,他们始终拒绝汉化,在九十五年的统治中,基本上没有接受汉文化,帝国上层的官方语言显然不是汉语,他们三心二意的短期恢复过中国人操练的很熟稔的科举考试,然而这种技巧复杂的运作对帝国而言还是太复杂了,而且帝国上层内部对于大量接受汉族中国人进入政府的前景显然是恐惧的,所以后来又取消了这种中国式的文官选拔制度。帝国对数量众多的中国人始终是持怀疑,排斥的态度,除了提供粮食和其它维持社会生活正常运转所必须的生活用品以及提供赋税。似乎蒙元帝国的蒙古统治者无法发现汉人的其它价值,而且热爱自由的中国人的反抗也是此起彼伏,所以蒙古人抑止不住喜欢杀人的野蛮本性,定期屠戮中国人。在海边,蒙元军队把一队队百姓定期扔到海里喂鱼,在内陆地区,蒙元在各个路口设卡,盘查百姓,发现所谓"赵,张,王,李"四大姓汉人就拖到一边杀了。这种酷政只是在担心激起更大民变的情况下才被取消。这方面的不良记录可以一直追溯到蒙元开国时,就有蒙古统治者提出***汉人的对策,只是在汉化的契丹人耶律楚才的委婉劝说下才停止这个动议。而耶律楚才只能使用这样的理由:试问***所有的中国人,谁来为我们种地?我们向谁收税?让我想起《黑客帝国》中机器人对待人类的手法,将人类作为他们的电池,为那个机器人社会提供能源。蒙古人两手空空来到中国,将中国人民作为他们的电池,寄生在中国土地,最后中国人复国成功,蒙古人最后两手空空回到草原故地。他们身入宝山而什么也没有得到,这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只是因为处于游牧奴隶社会阶段的蒙古统治阶层文化太低落,加上他们建立的是世界性的帝国,治下不但有蒙元帝国,还有其它的如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等,他们的地域超出了中国的范畴,所以蒙古人不局限于中国一个地域,他们与草原故地的联系特别紧密,他们定期回到草原,无法切断与草原的脐带,不可能化身为中国人,而他们对待中国人的残酷杀戮态度也使得他们和中国人始终对立,命中注定这个寄生的帝国无法长期骑在中国人头上。
蒙元帝国之前世今生
在中国唐宋社会日新月异地发展的时候,中国北方的蒙古高原也发生了变化。早在唐代,北方草原被讲突厥语的突厥民族控制,突厥四处掠夺,不断结仇,在经过唐代的沉重打击后,被其征服的高车民族(也是突厥语民族)中回纥部落奋起赶走了突厥在蒙古高原的统治。成为草原的霸主。不久讲突厥语的黄种人部落吉尔吉斯和回纥结仇,用重兵击败了回纥政权。回纥在契丹的帮助下,流窜到我国西域地区,征服了那里印欧语系的文明政权,从而和当地人一起,融和成一个新的回纥族,就是现在被称为维吾尔的民族。而吉尔吉斯人把回纥从蒙古高原赶走以后,自己并没有占领那里。于是大量出自东胡系统的蒙古语民族,先后迁移到出现权力真空的蒙古高原,从此成蒙古语部落游牧和争斗的地方。
回纥所征服的西域民族,具有高度发达的文明。回纥征服者被当地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吸引,接受了当地的文明管理方式。不再以游牧和掠夺为生存手段。契丹政权曾邀请回纥回到蒙古草原,但是回纥人已经乐不思蜀了。这本来应该是值得庆幸的事情。但是由于这个新文明的统治者的背景,使得其首领和草原各种以掠夺为生的游牧民族保持著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某种角度来看,他们扮演了各游牧民族在文明地区内应的角色。从此以后,草原游牧民族不仅仅可以向汉民族学习和掌握新的武器技术,而且可以从西域学习和掌握汉民族没有的武器技术,消弱了汉民族对游牧民族的武器优势。为中国后来的空前绝后的灾难,埋下了不幸的伏笔。
由于草原地区使用的武器越来越先进,其各个部落的相互残杀也更加激烈,人类恶的本能在草原地区充分地暴露出来,这种恶还因为他们掌握了更加先进的杀人手段而显得越发凶险。这在有关成吉思汗祖先事迹的记载中有充分的描述。草原地区只能依靠古老的游牧手段生存,常常没有温饱,为了争夺食物,父子、兄弟自相残杀,老幼病残遭到遗弃成为家常便饭。据《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直系祖先多本-磨根(DobunMergen)曾在森林里要了别人一块肉,回家途中,见到一个另外部落的人快要饿死,提出把他的亲生儿子卖给多本-磨根,来换这块肉。多本-磨根于是给了他肉,把少年领回家做奴隶。可见当时游牧民族常常饥寒交迫,为了一口饭把儿子卖掉。(多本-磨根死后,此奴隶和他的妻子有生了三个孩子,其中之一就是铁木真直系祖先)。多本-磨根的妻子共有五个孩子。她们妈妈死时,最小的孩子伯东查(Bodoncha,是成吉思汗的直系祖先)年幼,其它四个哥哥立刻分了她妈妈的牲畜和食物。不留给年幼的伯东查任何东西。柏东查饥寒交迫,被一群善良的牧民救起,给他食物,过几年后,伯东查遇见了他的哥哥,教唆他们把这群牧民抓过来作为奴隶,从此生活状况好转。
在当时的草原社会,可以分为贵族、平民和奴隶三种人。平民的蒙古语的意思是黑头发,很可能是从华夏迁移过去的黄种人。他们从事游牧和简单的生产活动。贵族实际上就是草原的暴力掠夺和压迫者。有迹象表明,起初这些贵族可能是身高马大,身体强壮金发碧眼的白种人(成吉思汗的部落名字的意思就是蓝眼睛,在东胡演变成室韦以后,最大的部落称为黄头女真)。他们几乎不从事任何生产活动,生存主要依靠暴力掠夺他人财富,绑架他人。被他们绑架而来的人就是奴隶。随著时间的推移,几乎所有的自由的牧民都被绑架而成为奴隶。而贵族之间为了争夺奴隶、牧场,驱赶奴隶相互残杀。因此,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不具备文明社会的尊严意识,除了屠杀和被屠杀、奴役和被奴役以外,他们没有其它的生存方式可供选择。
由于草原社会持续不断的自相残杀,人口的成活率很低。而每个部落人口的多少,是部落能否在残酷环境下生存下去的关键。游牧民族经常从文明地区掠夺妇女和儿童,作为他们的人口来源补偿,补偿在战争中的死亡人口。无论华夏、波斯、阿拉伯和欧洲都不乏游牧民族杀掉超过车轮高的男子,绑架女子和不记事的儿童的记载。长期以来,这种屠杀和掠夺使得蒙古草原地区原来的白种贵族渐渐消失,奴隶主被黄种人代替。
蒙古高原地区是世界上产马最多的地区,据元史-本纪一,成吉思汗直系远祖母莫拿伦有七个儿子,有一天,有一群小孩在她的领地上挖草根充饥。莫拿伦害怕自己的草场被破坏,就命令用车撞死撞伤这些小孩,结果与小孩所属部落发生战斗,寡不敌众,莫拿伦和在家的六个儿子以及部落全部被杀。只有一些残弱妇女和小婴儿海都侥幸逃脱(海都后来成为蒙古部落第一个汗)。
游牧民族这种为争夺食物斗争的行为代代相传,到了铁木真这代也不例外。成吉思汗三世祖先拿不勒已经称汗。地位非常高。部众很多,可亲属照样食物不充足。在铁木真10岁时,父亲被仇人杀死,失去了家里强壮的男人,部落因此不再给她妈妈肉吃,引起了她妈妈和俺巴孩的两个老婆的争吵。结果,他们部落抛弃成吉思汗的妈妈和她6个年幼的孩子,有一个老人劝说他们不要这样,因此被人用长矛戳死。这是在当时草原社会常见的现象。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南宋时,已有不少人改变了以前把手工业当作末业的看法,而认为"士农工商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并说这是自有人类以来就有的,不可以改变的事实。
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北宋熙丰年间,岁入缗钱六千万,南宋淳熙末年为六千五百三十万缗,略高于北宋。
南宋都城临安是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从浙江及其他州郡前来的货船,络绎不绝。此外,平江、建康、鄂州、江陵等沿江城市,手工业和商业都很发达。墟市则比北宋更加普遍,仅广东一路就有墟市八百个,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业的繁荣。
南宋国内贸易比较发达。南宋政府在淮河沿岸及西部边地设立市场,称为榷场。除榷场外,民间私下交易的数量极多。在今吉林、内蒙古等地的墓葬中,均曾发现南宋湖州制造的铜镜。在内蒙古西部黑水城遗址中,也曾发现福州刻印的书籍。至于景德镇和龙泉的瓷器,更是遍及全国。
南宋的海外贸易也超过北宋。高宗末年,市舶收入岁达200万贯,超过北宋治平年间岁入63万贯的两倍多。由于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货币铸造供不应求。在对外贸易中,铜钱又大量外流。纸币日益代替铜钱,成为主要的交换手段。宋人市民社会的发育亦已比较成熟,宋人虽然重视回归家族,敦亲睦邻,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势必带来社会空间的扩大,也造成个人进出家族内外的灵活转圜余地。人口大规模流动。自中唐已始兴起,宋代更是势如离弦之箭,欲罢不能,而且有若干新的措施在制度上助长了这种趋势。市民社会的生存空间,亦应运而生。中国自古有常言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宗族"社会和市民社会公共空间呈现出双向信道的形式,就正反映着这样的社会现实,至今亦然。在宗族社会和朝廷庙堂之间出现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公共社会空间,才有可能培育出新兴经济的萌芽。邓子琴言:
"尝考宗法时代与门阀时代皆为有形之社会组织,盖此两时代均有血族及经济关系,以为联系之资。至于士气时代,在经济为各个独立,互相等夷;在血族为人尽其道,不相限制。朝廷全以科举取士,苟士之有聪明才能者,咸能自奋一有所表焉。故此时代欲研社会风俗之中心,惟以士人之气节风格为重。"(《中国风俗史》(成都:巴蜀书社,1987年,175页)。这就道出了士族地位上升时代,晋身的阶梯已非依靠家族和血缘的助力,而是强调了个人奋斗的重要。
而宋朝的土地政策亦加速了这一进程,宋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不抑商的朝代,在土地上,他不抑兼并,一方面不抑兼并,使土地能够集约化的经营,并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据估算,当时不足1%的人口占有了全国土地的70%,而每年进入流通市场的土地占全国总面积的20%);另一方面成功的发展了工商业,不仅仅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仅信州铅山的一个铜铅矿就常雇有十余万矿工,日夜开采),更重要的是促进了社会经济,生产力的飞速提高。他那发达的经济、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因发达的经济而产生的新阶层和新思想,都在预示着质变将要到来。中国将向一个新的高度跨越。但这个高度不是资本主义,但应该更合适中国。虽然,不如西欧那样因邦国林立的竞争带来的所谓的公民社会,以及罗马法的立法的精神,但是宋王朝的市民社会确实发展到了一个比较发达的阶段。
宋的农业
宋金并立时期,南方的水利事业大大超过北方。史载:"南渡后,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宋史·食货志》)除了修复久被堙废的水利之外,还修建了不少新的工程。南宋的圩田面积又有扩大。如太平州的当涂、芜湖、繁昌三县,圩田面积占全县农田的十分之八九。宣城县有圩田179所。另外,涂田、沙田、梯田等也大量开垦,农田面积不断增加。农业生产技术也以江浙一带最进步,四川次之。江浙农民深耕熟耨,使土细如面。大暑时节,决放田水,让太阳曝晒,使苗根坚固,称为"靠田";苗根坚固后,再车水入田,称为"还水"。此后,遇旱不枯,可保丰收。当时,上等田亩收五六石。"苏湖熟,天下足" 的谚语由此产生。
南宋时,植棉区已不限于两广和福建,逐渐推广到长江和淮河流域。由于经济作物的逐步推广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宋代特别是南宋,无论在官田上或私田上,采用货币折租的形式也有所增多。
宋朝时对外贸易
宋代政府不遗余力地发展对外贸易。最初指定以广州、明州、杭州为外国贸易港,并在这些港口设置"市舶司",处理征税与管理对外贸易的一切事务。
后来,福建的泉州发展为繁荣的商港,对外贸易给国库带来极大的岁入。北宋时代,广州港的关税收入竟占全部关税的十分之九以上。到了南宋,财政困难,政府要增加收入,更倚重对外贸易,频频奖励与外蕃通商,这时候,泉州的地位足以与广州相颉颃。
据《岭外代答》与《诸蕃志》的记载,证实了自11世纪时中国与马来半岛各王国间贸易的频繁。从半岛输往中国的有:樟脑,保豆蔻,沉香,速香,檀香,象牙,犀角等。从中国输入半岛的有:金,银,铁,瓷器,米,盐,绢及酒等。
宋代对外贸易输出中,最大宗的是陶瓷器,宋代南方的青瓷,以浙江西南的龙泉窑烧制的最为有名。其开始烧制陶瓷器是在五代以后,到了南宋,龙泉青瓷器的烧制技术,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中国陶瓷史上是一个辉煌的时期。龙泉的青瓷大都在泉州出口,由中国或外国商船运输到海外去,据《朱或萍洲可谈》记载:船舶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储货,人得数尺许,下以储货,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
在吉打布秧河流域,曾有大量的宋瓷出土,这些青瓷,大都是浙江龙泉窑的产物。1936年,威尔斯博士在好几个不同的地方,发掘出大量的龙泉瓷碎片,上有各种不同的纹饰与图案。
然而以上种种在游牧的蒙元入侵后被完全毁坏,这个可怜的处于中国式封建文明的最高阶段的社会的发展嘎然而止,犹如黑客帝国中人类最后的避难所锡安(锡安是圣经中人类的城市)被机器人最后占领,所有的人类都被最终灭绝或者是接受了机器人的改造。蒙古人的来到,杀死了一半的中国人,剩下的另一半为他们种地,做工,提供奢侈品。处于种族隔离的藩篱之下,成为蒙元帝国治下最下等的一类人,帝国的统治阶层虽然文化低落,然而依然极端鄙视和仇恨这些文明高于他们的人群,他们始终拒绝汉化,在九十五年的统治中,基本上没有接受汉文化,帝国上层的官方语言显然不是汉语,他们三心二意的短期恢复过中国人操练的很熟稔的科举考试,然而这种技巧复杂的运作对帝国而言还是太复杂了,而且帝国上层内部对于大量接受汉族中国人进入政府的前景显然是恐惧的,所以后来又取消了这种中国式的文官选拔制度。帝国对数量众多的中国人始终是持怀疑,排斥的态度,除了提供粮食和其它维持社会生活正常运转所必须的生活用品以及提供赋税。似乎蒙元帝国的蒙古统治者无法发现汉人的其它价值,而且热爱自由的中国人的反抗也是此起彼伏,所以蒙古人抑止不住喜欢杀人的野蛮本性,定期屠戮中国人。在海边,蒙元军队把一队队百姓定期扔到海里喂鱼,在内陆地区,蒙元在各个路口设卡,盘查百姓,发现所谓"赵,张,王,李"四大姓汉人就拖到一边杀了。这种酷政只是在担心激起更大民变的情况下才被取消。这方面的不良记录可以一直追溯到蒙元开国时,就有蒙古统治者提出***汉人的对策,只是在汉化的契丹人耶律楚才的委婉劝说下才停止这个动议。而耶律楚才只能使用这样的理由:试问***所有的中国人,谁来为我们种地?我们向谁收税?让我想起《黑客帝国》中机器人对待人类的手法,将人类作为他们的电池,为那个机器人社会提供能源。蒙古人两手空空来到中国,将中国人民作为他们的电池,寄生在中国土地,最后中国人复国成功,蒙古人最后两手空空回到草原故地。他们身入宝山而什么也没有得到,这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只是因为处于游牧奴隶社会阶段的蒙古统治阶层文化太低落,加上他们建立的是世界性的帝国,治下不但有蒙元帝国,还有其它的如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等,他们的地域超出了中国的范畴,所以蒙古人不局限于中国一个地域,他们与草原故地的联系特别紧密,他们定期回到草原,无法切断与草原的脐带,不可能化身为中国人,而他们对待中国人的残酷杀戮态度也使得他们和中国人始终对立,命中注定这个寄生的帝国无法长期骑在中国人头上。
蒙元帝国之前世今生
在中国唐宋社会日新月异地发展的时候,中国北方的蒙古高原也发生了变化。早在唐代,北方草原被讲突厥语的突厥民族控制,突厥四处掠夺,不断结仇,在经过唐代的沉重打击后,被其征服的高车民族(也是突厥语民族)中回纥部落奋起赶走了突厥在蒙古高原的统治。成为草原的霸主。不久讲突厥语的黄种人部落吉尔吉斯和回纥结仇,用重兵击败了回纥政权。回纥在契丹的帮助下,流窜到我国西域地区,征服了那里印欧语系的文明政权,从而和当地人一起,融和成一个新的回纥族,就是现在被称为维吾尔的民族。而吉尔吉斯人把回纥从蒙古高原赶走以后,自己并没有占领那里。于是大量出自东胡系统的蒙古语民族,先后迁移到出现权力真空的蒙古高原,从此成蒙古语部落游牧和争斗的地方。
回纥所征服的西域民族,具有高度发达的文明。回纥征服者被当地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吸引,接受了当地的文明管理方式。不再以游牧和掠夺为生存手段。契丹政权曾邀请回纥回到蒙古草原,但是回纥人已经乐不思蜀了。这本来应该是值得庆幸的事情。但是由于这个新文明的统治者的背景,使得其首领和草原各种以掠夺为生的游牧民族保持著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某种角度来看,他们扮演了各游牧民族在文明地区内应的角色。从此以后,草原游牧民族不仅仅可以向汉民族学习和掌握新的武器技术,而且可以从西域学习和掌握汉民族没有的武器技术,消弱了汉民族对游牧民族的武器优势。为中国后来的空前绝后的灾难,埋下了不幸的伏笔。
由于草原地区使用的武器越来越先进,其各个部落的相互残杀也更加激烈,人类恶的本能在草原地区充分地暴露出来,这种恶还因为他们掌握了更加先进的杀人手段而显得越发凶险。这在有关成吉思汗祖先事迹的记载中有充分的描述。草原地区只能依靠古老的游牧手段生存,常常没有温饱,为了争夺食物,父子、兄弟自相残杀,老幼病残遭到遗弃成为家常便饭。据《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直系祖先多本-磨根(DobunMergen)曾在森林里要了别人一块肉,回家途中,见到一个另外部落的人快要饿死,提出把他的亲生儿子卖给多本-磨根,来换这块肉。多本-磨根于是给了他肉,把少年领回家做奴隶。可见当时游牧民族常常饥寒交迫,为了一口饭把儿子卖掉。(多本-磨根死后,此奴隶和他的妻子有生了三个孩子,其中之一就是铁木真直系祖先)。多本-磨根的妻子共有五个孩子。她们妈妈死时,最小的孩子伯东查(Bodoncha,是成吉思汗的直系祖先)年幼,其它四个哥哥立刻分了她妈妈的牲畜和食物。不留给年幼的伯东查任何东西。柏东查饥寒交迫,被一群善良的牧民救起,给他食物,过几年后,伯东查遇见了他的哥哥,教唆他们把这群牧民抓过来作为奴隶,从此生活状况好转。
在当时的草原社会,可以分为贵族、平民和奴隶三种人。平民的蒙古语的意思是黑头发,很可能是从华夏迁移过去的黄种人。他们从事游牧和简单的生产活动。贵族实际上就是草原的暴力掠夺和压迫者。有迹象表明,起初这些贵族可能是身高马大,身体强壮金发碧眼的白种人(成吉思汗的部落名字的意思就是蓝眼睛,在东胡演变成室韦以后,最大的部落称为黄头女真)。他们几乎不从事任何生产活动,生存主要依靠暴力掠夺他人财富,绑架他人。被他们绑架而来的人就是奴隶。随著时间的推移,几乎所有的自由的牧民都被绑架而成为奴隶。而贵族之间为了争夺奴隶、牧场,驱赶奴隶相互残杀。因此,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不具备文明社会的尊严意识,除了屠杀和被屠杀、奴役和被奴役以外,他们没有其它的生存方式可供选择。
由于草原社会持续不断的自相残杀,人口的成活率很低。而每个部落人口的多少,是部落能否在残酷环境下生存下去的关键。游牧民族经常从文明地区掠夺妇女和儿童,作为他们的人口来源补偿,补偿在战争中的死亡人口。无论华夏、波斯、阿拉伯和欧洲都不乏游牧民族杀掉超过车轮高的男子,绑架女子和不记事的儿童的记载。长期以来,这种屠杀和掠夺使得蒙古草原地区原来的白种贵族渐渐消失,奴隶主被黄种人代替。
蒙古高原地区是世界上产马最多的地区,据元史-本纪一,成吉思汗直系远祖母莫拿伦有七个儿子,有一天,有一群小孩在她的领地上挖草根充饥。莫拿伦害怕自己的草场被破坏,就命令用车撞死撞伤这些小孩,结果与小孩所属部落发生战斗,寡不敌众,莫拿伦和在家的六个儿子以及部落全部被杀。只有一些残弱妇女和小婴儿海都侥幸逃脱(海都后来成为蒙古部落第一个汗)。
游牧民族这种为争夺食物斗争的行为代代相传,到了铁木真这代也不例外。成吉思汗三世祖先拿不勒已经称汗。地位非常高。部众很多,可亲属照样食物不充足。在铁木真10岁时,父亲被仇人杀死,失去了家里强壮的男人,部落因此不再给她妈妈肉吃,引起了她妈妈和俺巴孩的两个老婆的争吵。结果,他们部落抛弃成吉思汗的妈妈和她6个年幼的孩子,有一个老人劝说他们不要这样,因此被人用长矛戳死。这是在当时草原社会常见的现象。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