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5月13日，北京的一些大学生开始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示威。消息很快传到西安。我对这种行为很不理解。为什么要用绝食这种极端行动？难道游行示威还不够吗？同学之间的讨论很多，墙上的大字报也更多了。
其中一份大字报上，赫然贴出一张三个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下跪的照片。我从来没听说过学生下跪的事！很长时间，我一直不知道北京的学生到底都干了些什么。直到运动结束之后，通过《惊心动魄的五十六天》，我才对运动有了整体的了解。
学生下跪，引起了强烈震撼。我和很多人认为，这是封建思想在学生中的体现。
团结学生会正式成立了。现在很多人知道“高自联”，那是“高校自治学生会联合会”的简称。但我们不叫自治学生会，而叫团结学生会，据说是效仿东欧国家的团结工会。
团结学生会由各个系的代表组成。可能有的系有选举过程，但我们学校没有大规模的选举活动。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不想选举，而是因为形势发展太快，各种活动的组织都很仓促，没有机会实施组织程序。而且，几乎所有自荐自愿出当代表的人都没有竞争对手，所以选举没有成为首要任务。
全校团结学生会会议决定了主席、部长等职务。我记得财务部长好像是程胜，联络部长叫张伟，负责与其他高校团结学生会联络。我好像是宣传部长。后来绝食开始之后，又成立了纠察队，纠察队的队长叫夏广义。
我们起草了团结学生会的章程，制定了游行示威的组织规则，捐款管理等条款。
我支出了52块钱用于印刷传单，后来在游行队伍就要出发的时候，因传单的工人说机器坏了，没印好。我只有无奈地拿回了印刷费。幸亏别人还有传单，避免了尴尬。
我们不断地游行，声援北京同学。5月16日，小易加入了西安的绝食团。正式的报纸、电视大量出现关于北京的报道，支持的、声援的、对时局分析的、向中央领导写公开信的不绝于耳。
一份字迹十分工整的大字报出现在墙上，下面署名是西北工业大学的党委书记（或者类似的职务）。他说，他去了天安门广场，与绝食学生进行了交谈，之后他得出结论：只有绝食这种极端手段才能达到目的。
每次游行都获得市民的支持。沿途到处是向游行队伍送水、送饮料的。在我做演讲时，经常有人给我送饮料、酸奶，还有一次孜然炒肉（夹馍）。
有一次，一个八七级的女生拿着一幅照片演讲。照片上，两个警察架着一个青年，其中一个正在用膝盖踢青年的肚子，青年表情十分痛苦。她告诉我，这是四二二时被捕的市民，是一个记者偷偷给她的。我接过了照片，让她休息一下。这时，有个年轻人来到我们面前，告诉我说， 他就是照片上的那个被打的人。
他说，他是山西钢厂的炉前工。四二二那天，他下班回家，顺便拐到新城广场看热闹。在警察和示威群众发生冲突以后，他爬上了政府大院前的一棵树。开始时，警察并没有管他们，后来突然冲出好多警察，用石头把树上的人打下来，然后把他抓进了政府大院。进去后，从两排警察中间过去，每个人打他一下。有用脚踢的，有用拳头打的。后来被关了起来，过了一个星期才被单位领导接回家。
我问他：照片上的这个情景发生在什么地方？他说他不知道。他当时已经被打蒙了，不记得照片上的这个情景，也不知道谁给照了相。
我说：照片上这个人真的是你吗？他说：你自己看啊。
然后我就开始讲这个人在四二二的遭遇。一拨又一拨的人来看照片听演讲。我讲了很多很多遍，直到很累很累。
那天晚上，我没回学校，和衣睡在西安钟楼下。
第二天一大早，学校食堂派车给大家送来了早餐（免费）。我要了一个馒头夹酱豆腐，真香啊。以后十多年，我经常想吃馒头夹酱豆腐，却再也没有吃到过那个味。
我不断往返于西安市中心的钟楼和绝食团所在的新城广场之间，间或回一下学校。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时兴往头上缠白布条。我回宿舍拆掉旧背心做了几个，给绝食的小易送去。小易看着我在上面写的“醒来吧，执政者”教训我说：“你还做梦呢，他们是不可能醒来的。”我又拿出一个“政府 政腐”的条子，他说这个还可以，然后让我戴上，他自己写了一个“绝食”的条子戴上了。
其实，我那个时候确实是不反党，也不反政府的。我没有写过入党申请书，不是因为我不想入党，而是因为我觉得自己里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标准还有很大距离。我总是鞭策自己，希望自己能够资格加入共产党，但由于懒惰，我从未实现过这个目标。
但我并不怀疑党和社会主义。记得一九八七年学潮之后，学校印发了一本思想教育读本，上面选登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各种文章。我认真阅读了整本书，对大部分文章做了眉批（后来在同学间广为传阅）。这些眉批，多数是指出文章理论缺陷的。但有些文章的观点，我当时是十分赞同的。其中包括《资本主义的老马和社会主义的幼驹》，“1949年中国选择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中国共产党地位不可动摇，因为没有其他政党可以取而代之”等等。
到了1989年，我虽然已经开始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按照“共产党造成了今天的中国现实”来理解，我仍然不能够意识到反对共产党和反对其它政党一样，是每一个公民应有的权利和自由。
接着说运动。游行示威的主力已经不再是学生了，社会各个阶层都走上大街。各类机关、团体、工厂、商店等等游行队伍川流不息。
有人在鼓楼门洞里装了扩音设备，建立了广播站。我自然而然地成了广播员。两天时间里念了很多来稿，其中有一篇反复广播，至今仍有印象。题目是《致李鹏先生的一封信》，作者署名艾子游。文章对运动的发展作了一些描述，倡议李鹏先生体察民意，批评李鹏讲话中的一些不实之词。其中一段好像是这样的：“李鹏先生，您说有一小撮人煽动学生上街闹事，那么您这一大撮怎么无法把大家煽动回家呢？”这篇稿件每次广播，都要被附近市民的掌声打断十几次。
听说大批学生要乘火车去北京，我赶到了火车站。调度（也许是其他干部）说，火车严重超载，连行李架上都坐满了人。他指给我们看车下的弹簧，确实已经压死了。我只好上车去动员解释，有些同学很配合地下车了，但问题仍未解决。我所能做的，就是找人帮忙送水，给车上的人解暑降温。
本应八点出发的火车，到了十二点多才走。
报纸电视上支持学生或劝说同学先吃饭的言论铺天盖地。北京发生的事几小时后就能传到西安。很少有人听美国之音了。
两个自称北京大学什么导报的记者找到了我，说是要调查“四二二”真相。我把我所看到的情景和那个炉前工的自述告诉了他们。我们提到了省政府大院里的一个大坑，他们说听很多人说起过这个大坑，好多人被打进坑里就再也没爬出来。我表示我也听说过，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有两个中学生找我。他们说自己是陕西周至县中学高二年级的学生，他们组织学生游行，有的老师支持，有的老师反对。县政府派人试图阻止他们，但他们仍然成功地进行了游行。他们希望能跟我们保持联系，获得与运动动向有关的信息。
我深为这些学生的行为所感动，但我也不想特别的鼓励他们。我向他们讲述了我们在西安的运动过程，请他们转达给同学，我们感谢他们的支持。他们说他们会把在西安看到的情况告诉同学，然后再来找我。看看天要下雨，我把自己特别喜爱的两折雨伞借给了他们（现在只能买到三折的）。
可是，没等他们把伞还回来，北京就戒严了。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其中一份大字报上，赫然贴出一张三个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下跪的照片。我从来没听说过学生下跪的事！很长时间，我一直不知道北京的学生到底都干了些什么。直到运动结束之后，通过《惊心动魄的五十六天》，我才对运动有了整体的了解。
学生下跪，引起了强烈震撼。我和很多人认为，这是封建思想在学生中的体现。
团结学生会正式成立了。现在很多人知道“高自联”，那是“高校自治学生会联合会”的简称。但我们不叫自治学生会，而叫团结学生会，据说是效仿东欧国家的团结工会。
团结学生会由各个系的代表组成。可能有的系有选举过程，但我们学校没有大规模的选举活动。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不想选举，而是因为形势发展太快，各种活动的组织都很仓促，没有机会实施组织程序。而且，几乎所有自荐自愿出当代表的人都没有竞争对手，所以选举没有成为首要任务。
全校团结学生会会议决定了主席、部长等职务。我记得财务部长好像是程胜，联络部长叫张伟，负责与其他高校团结学生会联络。我好像是宣传部长。后来绝食开始之后，又成立了纠察队，纠察队的队长叫夏广义。
我们起草了团结学生会的章程，制定了游行示威的组织规则，捐款管理等条款。
我支出了52块钱用于印刷传单，后来在游行队伍就要出发的时候，因传单的工人说机器坏了，没印好。我只有无奈地拿回了印刷费。幸亏别人还有传单，避免了尴尬。
我们不断地游行，声援北京同学。5月16日，小易加入了西安的绝食团。正式的报纸、电视大量出现关于北京的报道，支持的、声援的、对时局分析的、向中央领导写公开信的不绝于耳。
一份字迹十分工整的大字报出现在墙上，下面署名是西北工业大学的党委书记（或者类似的职务）。他说，他去了天安门广场，与绝食学生进行了交谈，之后他得出结论：只有绝食这种极端手段才能达到目的。
每次游行都获得市民的支持。沿途到处是向游行队伍送水、送饮料的。在我做演讲时，经常有人给我送饮料、酸奶，还有一次孜然炒肉（夹馍）。
有一次，一个八七级的女生拿着一幅照片演讲。照片上，两个警察架着一个青年，其中一个正在用膝盖踢青年的肚子，青年表情十分痛苦。她告诉我，这是四二二时被捕的市民，是一个记者偷偷给她的。我接过了照片，让她休息一下。这时，有个年轻人来到我们面前，告诉我说， 他就是照片上的那个被打的人。
他说，他是山西钢厂的炉前工。四二二那天，他下班回家，顺便拐到新城广场看热闹。在警察和示威群众发生冲突以后，他爬上了政府大院前的一棵树。开始时，警察并没有管他们，后来突然冲出好多警察，用石头把树上的人打下来，然后把他抓进了政府大院。进去后，从两排警察中间过去，每个人打他一下。有用脚踢的，有用拳头打的。后来被关了起来，过了一个星期才被单位领导接回家。
我问他：照片上的这个情景发生在什么地方？他说他不知道。他当时已经被打蒙了，不记得照片上的这个情景，也不知道谁给照了相。
我说：照片上这个人真的是你吗？他说：你自己看啊。
然后我就开始讲这个人在四二二的遭遇。一拨又一拨的人来看照片听演讲。我讲了很多很多遍，直到很累很累。
那天晚上，我没回学校，和衣睡在西安钟楼下。
第二天一大早，学校食堂派车给大家送来了早餐（免费）。我要了一个馒头夹酱豆腐，真香啊。以后十多年，我经常想吃馒头夹酱豆腐，却再也没有吃到过那个味。
我不断往返于西安市中心的钟楼和绝食团所在的新城广场之间，间或回一下学校。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时兴往头上缠白布条。我回宿舍拆掉旧背心做了几个，给绝食的小易送去。小易看着我在上面写的“醒来吧，执政者”教训我说：“你还做梦呢，他们是不可能醒来的。”我又拿出一个“政府 政腐”的条子，他说这个还可以，然后让我戴上，他自己写了一个“绝食”的条子戴上了。
其实，我那个时候确实是不反党，也不反政府的。我没有写过入党申请书，不是因为我不想入党，而是因为我觉得自己里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标准还有很大距离。我总是鞭策自己，希望自己能够资格加入共产党，但由于懒惰，我从未实现过这个目标。
但我并不怀疑党和社会主义。记得一九八七年学潮之后，学校印发了一本思想教育读本，上面选登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各种文章。我认真阅读了整本书，对大部分文章做了眉批（后来在同学间广为传阅）。这些眉批，多数是指出文章理论缺陷的。但有些文章的观点，我当时是十分赞同的。其中包括《资本主义的老马和社会主义的幼驹》，“1949年中国选择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中国共产党地位不可动摇，因为没有其他政党可以取而代之”等等。
到了1989年，我虽然已经开始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按照“共产党造成了今天的中国现实”来理解，我仍然不能够意识到反对共产党和反对其它政党一样，是每一个公民应有的权利和自由。
接着说运动。游行示威的主力已经不再是学生了，社会各个阶层都走上大街。各类机关、团体、工厂、商店等等游行队伍川流不息。
有人在鼓楼门洞里装了扩音设备，建立了广播站。我自然而然地成了广播员。两天时间里念了很多来稿，其中有一篇反复广播，至今仍有印象。题目是《致李鹏先生的一封信》，作者署名艾子游。文章对运动的发展作了一些描述，倡议李鹏先生体察民意，批评李鹏讲话中的一些不实之词。其中一段好像是这样的：“李鹏先生，您说有一小撮人煽动学生上街闹事，那么您这一大撮怎么无法把大家煽动回家呢？”这篇稿件每次广播，都要被附近市民的掌声打断十几次。
听说大批学生要乘火车去北京，我赶到了火车站。调度（也许是其他干部）说，火车严重超载，连行李架上都坐满了人。他指给我们看车下的弹簧，确实已经压死了。我只好上车去动员解释，有些同学很配合地下车了，但问题仍未解决。我所能做的，就是找人帮忙送水，给车上的人解暑降温。
本应八点出发的火车，到了十二点多才走。
报纸电视上支持学生或劝说同学先吃饭的言论铺天盖地。北京发生的事几小时后就能传到西安。很少有人听美国之音了。
两个自称北京大学什么导报的记者找到了我，说是要调查“四二二”真相。我把我所看到的情景和那个炉前工的自述告诉了他们。我们提到了省政府大院里的一个大坑，他们说听很多人说起过这个大坑，好多人被打进坑里就再也没爬出来。我表示我也听说过，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有两个中学生找我。他们说自己是陕西周至县中学高二年级的学生，他们组织学生游行，有的老师支持，有的老师反对。县政府派人试图阻止他们，但他们仍然成功地进行了游行。他们希望能跟我们保持联系，获得与运动动向有关的信息。
我深为这些学生的行为所感动，但我也不想特别的鼓励他们。我向他们讲述了我们在西安的运动过程，请他们转达给同学，我们感谢他们的支持。他们说他们会把在西安看到的情况告诉同学，然后再来找我。看看天要下雨，我把自己特别喜爱的两折雨伞借给了他们（现在只能买到三折的）。
可是，没等他们把伞还回来，北京就戒严了。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