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两种辩论，一种是辩论，一种是中国式辩论。世界上也有两种逻辑，一种是逻辑，一种是中国式逻辑。

辩论是为了探寻真理，逻辑是让真理更加清晰的工具，而中国式辩论则是为了证明自己对，中国式逻辑是搅浑水的手段。

如今的公共空间是越来越逼仄，一个话题，只要不和某些人的口味，就会有三顶帽子扣下来:你什么立场，你不讲政治，你不顾大局。

讲立场、讲政治、讲大局，其实对应就是不讲事实，不讲公正，不讲程序，总而言之一句话：不讲逻辑，这就是中国式逻辑。

中国式逻辑，有八大谬误：

第一、诉诸人多。一个观点的正确与否，与它本身有多少人赞同没有关系：既有可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也有可能“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比如三人成虎的故事，三个人说有老虎，如果你相信了，就陷入了诉诸人多的逻辑谬误。

第二、诉诸权威。官大就是真理，张口就是领导，闭嘴就是圣人，拉大旗作虎皮。权威的意见有时候并不可信，因为权威者有可能就是利益相关者，而且他们也会犯错。一个人的观点是否正确，与他的身份关系不大，关键还是要看他的论据是否足以证明他的观点。

第三、诉诸武力。二战时，丘吉尔向斯大林提议一起去说服教皇参战，斯大林很鄙视地问：教皇有几个师？这就是典型的拳头大就是真理。但真理并不一定在大炮射程之内，弱国并不是没有外交，别忘了还有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大炮之外还有规则、天理和良知。

第四，诉诸好处。见小利而忘大义，有奶便是娘。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为了自己的短期利益，可以随意撕毁契约，出尔反尔。但如果一件事对你有利，你就说是真理，对你不利，你就说是谬论，那么别人只会对你敬而远之。

第五、诉诸人身。在论证过程中，将反驳的重心不指向论点，而是指向提出论点的人，然后用道德的放大镜来攻击提出论点的人。但一个人的人格高尚与否，与他的论点之间在逻辑上并不相关。比如唐代的李绅生活奢侈无度，但他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难道不是千古传颂的悯农诗吗？

第六、诉诸自我。不要和我辩论，反正我就是对的。而且，这个“我”可以扩大，比如 “我的民族”“我的国家”“我的组织”，凡事以我为中心，只要和我一边，就算他是恶魔，也是真理的拥有者。

第七、诉诸情感。虽然结果很坏，虽然损失很大，虽然没有道理，但我的理想是好的，我的出发点是好的，可是理想、初心等等这些情感，无法代替客观的逻辑推理，这些与真理毫无关系。

第八、诉诸无知。只要它没被证明是错的，就一定是对的；只要它没被证明是对的，就一定是错的，这就是诉诸无知。比如：牛顿是明朝的后裔，因为你拿不出他不是的铁证。这种逻辑存在的漏洞就是：将证明的责任转移到他人身上。因为科学问题不但需要证伪，还需要证实。

中国式逻辑的常用方式有四个：

第一是国情。我自有国情如此。国情为一切问题辩护，为一切罪孽洗白。但倘若真理不合国情，那么需要改变的是国情，而不是真理。

第二是辩证。辩证法竟然成了裱糊匠和遮羞布，黑中有白，白中有黑，善中有恶，恶中有善，这样用辩证法的目的就是为了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第三是诛心。不问是非、问动机，你批评一件事，立即就会有人围攻，质问你什么动机，进而上升到立场问题。

第四是混淆。故意混淆公与私，道德与法律。比如德不配位，但贪官的存在与德行并无必然的关系，而是取决于制度的设计。

中国式逻辑的深层原因也有四个：

第一、思想的国有化。被誉为俄罗斯良心的索尔仁尼琴，有句名言：在一个国家，拥有一个自由思想的头脑，就等于存在另一个政府。春秋战国，名家以逻辑辩论名扬天下，比如“白马非马”的公孙龙、“子非鱼子安知鱼之乐”的惠施。但思想的自由化和多元化，是维持统治的最大威胁，所以中华帝国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让思想国有化。

第二、概念的模糊化。儒家讲仁，但论语三次问仁，孔子却给了三个不同的答案，这就是传统文化的典型特点——概念的模糊化，目的就是为了掌握最终解释权。概念没有精确定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从而你就无法正确推导。比如什么是“国家”、什么是“民族”、什么是“政府”等等，时而三位一体，时而一体两面，怎么用在我而不在你。

第三、社会的等级化。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真理只掌握在高等级人物手里。儿子开口辩驳就已经犯错，父亲即便出错也天然正确。真理取决于所处的位置，而不由逻辑推导。

第四、教育的实用化。古代社会的学问强调实用主义，文人士大夫只对道德哲学，也就是科举制度感兴趣，对不切实际的数学、物理、天文等自然科学毫不感冒。

逻辑思维会使一个人在思考问题时，倾向于思想的自由、人与人的平等、个人的尊严与价值，主张批判与包容，尊重他人权利，反对压制不同意见。

如果一个人缺乏逻辑思维，势必会以逻辑思维以外的手段来进行“说理”，比如拳头、官位、金钱。但一个国家倘若缺乏逻辑思维，继续用拳头、官位、金钱来说理，那后果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