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第一篇 敏感话题
尽管绝大多数美国人感到,他们的确生活在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等级制度当中,
他们甚至怀疑,正是对社会地位的种种顾虑,左右了置身其中的人们的言谈举止。
然而迄今,社会等级这个话题依然显得暧昧可疑,并且经常是过于敏感的。时至今
日,哪怕只是稍稍提及社会等级这个话题,也能大大地激怒别人。这情形就仿如一
个世纪以前,当坐在绅士们的社交沙龙中饮茶时,一旦有谁过于公开地谈及性问题,
举座顿时会变得鸦雀无声。
最近有人间我正在写些什么,我回答道:“一本关于美国社会等级的书。”这
时,人们总是会先紧一紧自己的领带,然后偷偷瞥一眼袖口,看看那儿磨损的程度。
几分钟之后,他们便会悄悄站起身走开。这不仅仅是由于他们怀疑我是个社会等级
暗探,而是仿佛我刚才的话说的是:“我正在写一本书,想鼓励人们用幼海豹的尸
体痛打幼鲸,直到它们断气”。自动手写这本书以前,我已经数次体验了R·H·托
尼洞察到的一个可怕的真理。他在《平等》(1931)一书里写道:“‘等级’这个
词暗示着种种令人不快的联想。所以,只要在这个话题上稍作逗留,就会被理解成
是精神变态、嫉恨和充满偏见的症状。”
尤其在美国,等级这个观念相当令人尴尬。社会学家保罗·布卢姆伯格在他的
作品《衰落时代的不平等》(1980)中,干脆把社会等级称作“在美国遭禁的思想。”
此话可是不假。通常,哪怕这个话题刚被触及,人们就开始变得烦躁不安。当两名
采访人问一位妇女,她是否认为这个国家存在不同的社会等级时,她回答道:“这
是我所听到过的最最肮脏的字眼!”当另一位男士被问及同一个问题时,他变得很
有些愤懑,“社会等级应该被彻底消灭!”这句话冲口而出。
实际上,在面对这个问题时,人们恰恰暴露了对社会等级的敏感:越是感到烦
恼和愤怒,越说明等级存在的真实和严酷。如果谁容易变得非常焦虑,这种倾向暗
示你是一名中产阶级,你非常担心自己会下滑一个或两个等级梯级。另一方面,上
层阶级热衷于谈论这个话题,因为他们在这种事上投入的关注愈多,就愈显得地位
优越。贫民阶层通常并不介意讨论这个话题,因为他们清楚,自己几乎无力改变自
身的社会地位。所以,对他们而言,整个的等级问题几乎就是一个笑话——上层阶
级空洞的贵族式的自命不凡不过是一种愚顽和妄自尊大;而中产阶级的焦虑不安和
附庸风雅则令人生厌。
事实上,对社会等级高度敏感的恰恰是中产阶级,有时候他们甚至会被这个问
题吓得要命。在某图书馆里一册由拉塞尔·林斯所着的《时尚先锋》(1954)中,
一位中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留下了他的痕记。此书有一节以屈尊俯就的态度论及中产
阶级那不可靠的装饰品味,然后冷嘲热讽地将他们和另一些阶层更为高级和精致的
艺术行为作了一番比较。在这段文字旁边,这位怒火中烧的读者用大写批道:“狗
屎!”就我的经验而言,此公肯定是一位无可救药的中产阶级男士(说不定是位女
士?)。
正像你在等级问题上的愤慨恰恰暴露了你的阶级身份一样,解释这件令你生气
的事物的方式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底层的人们乐于相信,等级是由一个人拥有的
财富多少来作为标准的。生活在中层的人们承认金钱与等级差别有关,但一个人所
受的教育和从事的工作类型同样重要。接近上层的人们认为品味、价值观、生活格
调和行为方式是判断等级身份不可或缺的标准,而对金钱、职业或受教育程度则未
加考虑。
斯塔兹·塔克尔曾为写作《美国:分离街》(1967)采访过一位女士。她不但
对等级这一问题表示出惊慌不安,而且出乎本能地将职业视为划分等级的主要标准,
这类反应清楚无误地提示了她的中产阶级身份。“就在这条街上,住着几乎各种等
级的人们,”她说,“可我不该提等级这个字,”她接着说,“因为我们并不是生
活在一个有等级差别的国家里。”接着,职业标准就来了。“但在这条街上,既有
看门人,也住着医生,还住着商人和会计师。”社会学家们司空见惯的是,受访人
总会屡屡声明他们居住的地区并不存在社会等级差别。 《美国生活中的等级》
(1959)一书的作者列昂纳德·罗埃斯门写道:“几乎无一例外地,调查者记录下
的第一句话总是:‘我们这个城市没有等级差别’。一旦这句话脱口而出,也就道
出了这个地区存在的等级差别,因为随之而来的是同一社区的好公民们令人惊异地
众口一辞表示附合。”小说家约翰·奥哈拉曾经不遗余力地探索过这一极度敏感的
主题。他对此问题的敏感简直让人吃惊。还在孩提时代,他就开始留心观察他出生
和成长的宾夕法尼亚州某小镇。“年长的人对待其他人可不是平等的。”
美国的等级差别是如此复杂和微妙,以至于国外的访客常常会忽略那些细微的
差异,或者有时甚至意识不到等级结构的存在。就像弗朗西丝·陶勒普在1932年游
历美国时描绘的那样,“平等的神话真是威力无边。”政府面对这个问题时相当尴
尬——成百上千的划分级别的手段从政府机构出炉,而官方却不承认存在社会等级
——所以,国外访客稍不留意就会忽视等级体系在这个国家的运转方式。英国小说
家和文学批评家瓦尔特·爱伦的经历就是很好的例证。五十年代,在他来美国一所
大学教书之前,他曾想象:“美国几乎不存在等级,就算有,也许不过是为了在不
同种族群或者源源不断的移民潮当中作一些区分吧。”可是,在麻州格兰德拉皮兹
城住了一段时间后,他终于清醒了。在那里,他见识了新英格兰的势利力量,以及
当地人长期以来对古老家族支配的道德与文化权威所表现的顺从。
一些美国人满怀快意地看待七十年代电视连续剧《灯塔山》的失败。这是一部
有关上流社会的作品,以英国戏剧《楼上,楼下》为原型。观众坚信并籍此安慰自
己,这部作品之所以会以悲惨的失败告终,是因为美国并不存在等级制度,也就是
说,根本不可能有人对这类题材的艺术性感兴趣。其实他们错了。《灯塔山》未能
吸引美国观众的原因是因为,它关注的也许是本地人最不感兴趣的部分——准贵族
上层阶级。如果故事发生在一个人人都会关注的冲突点上,比如说:要么是上层阶
级与中产阶级冲突。并抵制后者向上侵入的企图;要么是中产阶级同仇敌汽地对付
低于自己的阶级,那么这种戏剧化表现的效果就会好得多。
如果说外国人经常对美国政府关于社会平等的宣传信以为真的话,本地的公民
倒是乐于了解个究竟,哪怕他们谈论这个问题时多少会感到不安。一位敏锐的南方
黑人这样断言他的一位雄心勃勃的朋友:“乔依是不可能和那些大人物排级论等的。”
这话让我们觉得,现实确是如此。就像一位木匠所说,“我讨厌说生活中存在着等
级差别,只不过,人们跟与自己背景相似的人呆在一起更舒服。”
他这种用“相似背景”区分某类人等级的方式,尽管科学他说并不确切,但与
其他任何试图把一个等级与另一个等级区别开的方式几乎毫无二致。不论你与另一
个人是在讨论公羊队还是四九年人队(以1849年涌往加州淘金的人命名的橄榄球队。
一译者注),也无论是讨论休闲旅行汽车。大屋(即牛津大学的基督教堂)、莱奥
尼斯大妈、纽约证券交易所大行情板、葡萄园、还是瓷器,如果你不觉得有必要对
你话中的暗示详加说明,或者根本无意解释你的意指,你就很可能在与一位与你等
级身份相同的人谈话。这一点千真万确。
本书中,我的理论将主要针对社会等级问题中那些可视的和可见的符号,但我
会主要集中在反映了一个人的行为选择的符号上,这意味着,我不会考虑种族因素,
甚至,除非偶尔论及,也不会考虑宗教或政治因素。种族的区别显而易见,却由不
得自己选择。宗教和政治观点通常由人选择,但人们的表现除了偶尔限于前院的圣
龛或汽车保险杆上的小标贴,一般并不外露。面对一个人,你通常看不出他是“罗
马天主教徒”还是“自由派”。你看到的是“手绘的领带”或者“蹩脚的涤纶衬衫”,
你听到的是“起限定作用的因素”,或者“就……而论”。
为了弄清楚诸如此类五花八门的信号,我一直依靠感觉和直观判断,而非任何
可以称为“合乎科学标准的”方法。正如《高层:形象与现实》(1980)的作者阿
瑟。马维克所说的一样,我深信,“等级……,正因为这是一个大过严肃的话题,
所以不能留给社会科学家们来处理。”
等级尤其应该成为一个严肃的美国话题。因为在这里,我们并没有一个世袭的
头衔,地位和荣誉的体制可以从容展开分析,每一代人都不得不重新界定等级体系。
这个社会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社会都要变化得更快。并且,几乎是独一无二地,美国
人会因为在这个社会立足何处的问题而困惑不安。三十年代赋予人们等级身份的种
种事物——打高尔夫球穿的白色亚麻布绑腿灯笼裤,镀铬的鸡尾酒摇晃器,白色滚
边马甲——说得婉转些,已是昨日黄花,不可能在今天起什么作用了。身处一个速
变而非传统的社会,美国人发现,与大部分欧洲人相比,他们更难于“了解自己立
足何处”。而另一桩迫在眉睫的事情,“去行动”,又显得尤其重要。“我该怎样
做?”纽约市长考克曾经大声追问。他的大多数听众都心有戚戚,感觉他恰到好处
地提出了一个有代表性的美国式问题。
就像英国哲学家安东尼·奎顿所说,决非偶然的是,“有关礼节的现代形式的
书刊,主要是美国产品。这些“伟大的”名字是爱米丽·鲍斯特,或者爱米·文德
比尔特。”这是因为,美国是首屈指一的初来者汇集地。这些人特别需要将自己摆
在一个有利的位置上,然后迅速发达起来。奎顿说道:“部分初来者是外国移民,
这是从地理意义上说;另一些是新富,这是从经济上说;还有一部分是年轻人,从
成长角度上看。所有这些人无一例外地面对着如何与一个社会群体的运转紧密联系
的问题。”
抱怨自己一无所获的喜剧演员罗德尼·丹哲菲尔德就属于被约翰·亚当斯研究
过的国民之一。亚当斯早在1805年就说过,“报酬……在生活中是别人对你的尊重
和赞赏。忽略和轻视,则是对你的惩罚……渴求他人尊重的欲望就像天然的饥饿感
那样真实,而世人的忽略和轻视则像痛风病或结石一样引发剧痛……”大约与此同
时,爱尔兰诗人托马斯·莫尔也感到,随着美国确立了主张人人平等的宪法,一种
特殊的困境已经降临到美国人的生活中来。 他将华盛顿特区的公民们描绘为某种
“生来是奴隶,却想奋斗成为主子”的人。三十年后,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
一书中,精确地触及到这片土地的特殊问题:对等级的渴求。他写道:“没有任何
其他地方的公民像这个民主国家的公民一样显得如此无足轻重。 ” 而结果就是,
“这里的人们要付出世上最多的艰辛和努力来获取——恐怕这个词远不够正确——
地位”。
仍然是十九世纪,瓦尔特·惠特曼在《民主的远景》(1871)中写道,美国政
府的结构形式为公民们创造了一种均等的条件(或至少是幻觉),个人为了得到社
会认可,确立个人自尊,将因为某种难以言说的焦虑而经历旷日持久的挣扎,那焦
虑就是,如果人人都是人物,则人人都不是人物,在较近一次路易斯·哈里斯主持
的民意测验中,76%的受访者认为他们最需要的是“他人的尊重”。在最近看到的
一份广告辞中,一位广告作家向某种咖啡桌的潜在购买者展示了极具诱惑力的美国
式眼光:“为您良好的品味创造一种优裕,温馨。感性的暗示!这种暗示能使您在
任何一个想象的环境中,召唤尊敬和关注。”
在美国,由于社会等级间的流动是如此顺畅,似乎每一位幸运儿都可以得到奖
赏。而伴随这一情况而来的特殊危险则是:失望,以及接踵而来的妒忌。这个神话
给人的印象是,你随时能用“挣”的方式向上爬。然而,一旦一个人发现自己陷身
于一个等级差别体制,并对这个体制的必要性表示怀疑,此时的幻灭感和内心痛苦
就格外强烈。有一些人在早期的中产阶级生活中发现,在他们为社会等级的攀升而
奋发努力时,一些明显不相关的因素,例如遗传特征,早年背景,父辈或更年长一
辈的社会地位,或多或少限制了他们的发展。他们因此变得有些绝望,这种绝望并
非没有破坏性,尽管他们一般说来对这一破坏性秘而不宣。托克维尔敏锐地察觉到
了这些心理危机。他承认,“在民主时代,欢乐要比贵族时代来得强烈,有极多的
人可以分享欢乐。”但他又补充说,在人人平等的氛围中,“人们的希冀和欲望更
经常地被摧毁,灵魂所受的折磨和烦扰更大,因此要更加细心地照料自己。”
希望破灭后,妒忌纷至沓来。永远不要低估这个国家那些恶劣的乃至罪恶的行
为背后,纯粹的等级妒忌所产生的力量,以及对官方宣称的阶级平等神话的幻灭引
起的恶果。谁若将自己诱人的轿车停在一个大都市的街道上,返回时却发现车窗被
砸得粉碎,收音机天线被拦腰折断,谁就会理解我说的话的含意。国会议员约瑟夫
·麦卡锡于1950年在西弗吉尼亚发表演讲时运用的语言,使人们对他的真实意指简
直一目了然,他猛烈抨击中上层阶级和上层阶级,并非因为他们沾染了“共产主义”,
而显然是出于妒嫉。他说:“并不是那些不太富有的人或一些少数集团的成员背叛
了这个国家,而是那些已拥有了种种优越条件的人们,最好的家庭,最好的大学教
育……”
幽默作家罗杰·普莱斯在《伟大的鲁伯革命》(1970)中,甚至将等级嫉妒理
解为对平等主义的报复。他这样区别平等主义和民主:“民主要求它所有的公民生
而平等,而平等主义则坚持所有公民应死而平等。”L·R·哈特利曾在小说《外貌
公正》(1960)中讽刺过一个多少与我们今天相似的未来社会。那里的人们持有一
种“对美丽外貌的偏见”。而政府的整容外科大夫矫正了每个人外貌的不平等。这
里,解剖刀决不是用来使人们变得美丽——它被用来使人人变得相貌平平。
尽管我们对政治和法律平等公开表示欣然接受,但就个人的感知和理解而言—
—其中豹大部分很少表露——我们纵向地将事物进行分类,并坚持价值观上的差异
至关重要,无论我们就平等发表什么看法,我认为每个人在某方面正日渐体会到奥
斯卡·王尔德曾谈到过的一点:“人类的平等博爱并非仅仅是诗人的梦想;它是一
个令人十分沮丧和深感羞辱的现实。”似乎,我们从内心深处需要的是差别,而不
是聚作一团。差别和分离令我们兴趣盎然,融合则令人油然生厌。
尽管联邦政府不愿命名一个社会等级制度,但它似乎承认,如果从法律上说,
我们人人平等,而在实际生活的其他方面,‘情况则截然相反,那么政府才会将它
的公务员划分为十八个等级:从最底层的第一等(邮件投递员),第二等(邮政人
员),往上到第五等(秘书),第九等(药剂师),第十四等(司法人员),到最
上面的第十六。十六和十八等(政府高层行政管理人员)。建筑行业里也存在一个
不同工种的等级制度。最底层的是“土活”,也就是地基挖掘工作;位置列在中等
的是下水道、道路、坑道的铺设建造;最上层的则是建筑物本身(随着建筑高度的
上升,地位也越高)。销售“老板台”和相关办公设备的人们了解,他们和顾客之
间会就一个严格的“等级”制达成共识。橡木桌最低,核桃木桌其次,然后往上是
桃花心木,如果你中意的话,属于“中上等”,直到极品:柚木。在军界的各种女
士社交场合,倒咖啡是一种特权,属于较高阶军官的妻子。那里的每位女士都清楚,
咖啡比茶要位高一等。
几乎处处都可以发现等级排行。仅拿乐器为例。按惯例,交响乐团根据不同种
类乐器的声音微妙程度和演奏的难度来排列乐器组。弦乐器身居高位,木管乐器随
后,铜管乐器其次,打击乐器则排在最后,按演奏难度分,手风琴近乎最低,小提
琴则接近最高地位。另一类按某种“社会等级”的概念编排乐器的方式,是考虑惯
常演奏这种乐器的乐器组的声望。这就像作曲家艾德华·寇恩所说的:“如果你演
奏的是小提琴,你可以在弦乐四重奏乐队或交响乐团演奏,但不可以在爵士乐队演
奏,更不可能在军乐队中演奏。而在管乐器中,长笛和双簧管主要是交响乐团的乐
器。单簧管则不如它们,因为交响乐团,爵士乐队和军乐队中都有它的份。至于铜
管乐器,法国号位置最高,因为至今它也没有被用来演奏爵士乐,同样道理,打击
乐器演奏者中定音鼓手地位最高。一种乐器能发出的音调越低,一般来说它的等级
就越低。因为人们一般认为低音乐器容易演奏(巴松管除外)。所以,索萨号的等
级就比小号要低,低音提琴就比中提琴要低。诸如此类。”
如果有人对你说,“我的孩子正在上长号课”,你脸上浮起的微笑就比听人说
“我孩子正在上长笛课”时要来得更难控制(这里,微笑在作者看来表现了某种如
释重负的轻视,这通常是欧美人的文化反应。一译者注)。另一方面,听人说“我
的孩子正在学习古大提琴”,你就接收到一种有关等级的强烈信号,这种信号与对
古典文化的兴趣、博物馆、画廊或者“修养性”工作紧密相关。吉它(除非它被用
来演奏古典——也即古代风格的——音乐)天生就属于低等,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六
七十年代的年轻人那么喜欢用它来表现国际主义的等级弱化。吉它总是与吉卜赛人、
游牧民族、或另一些既无遗产又无固定收入而且居元定所的人们发生联系。所以,
对那些从中上层阶级或中产阶级逃脱出来的青年人来说,吉它是一种最能完美体现
他们身份的标志。
前社会主义者,《党人评论》编辑威廉·巴列特回顾过去二十年的社会变革时
总结道:“‘无等级社会’看来越来越像是一个乌托邦幻觉了。社会主义国家发展
了它们自己的等级结构,”尽管那里的等级主要是建立在官僚体系和阿谀奉承的基
础上。“由于无论如何也一定存在等级,我们为什么不让它以更有机、更异质、更
多样化的”西方固有的形式“存在下去呢?”因此,既然我们的社会存在等级,为
什么我们不去尽可能地了解它呢?这个话题可能过于敏感,却也不必让它永远暧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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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绝大多数美国人感到,他们的确生活在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等级制度当中,
他们甚至怀疑,正是对社会地位的种种顾虑,左右了置身其中的人们的言谈举止。
然而迄今,社会等级这个话题依然显得暧昧可疑,并且经常是过于敏感的。时至今
日,哪怕只是稍稍提及社会等级这个话题,也能大大地激怒别人。这情形就仿如一
个世纪以前,当坐在绅士们的社交沙龙中饮茶时,一旦有谁过于公开地谈及性问题,
举座顿时会变得鸦雀无声。
最近有人间我正在写些什么,我回答道:“一本关于美国社会等级的书。”这
时,人们总是会先紧一紧自己的领带,然后偷偷瞥一眼袖口,看看那儿磨损的程度。
几分钟之后,他们便会悄悄站起身走开。这不仅仅是由于他们怀疑我是个社会等级
暗探,而是仿佛我刚才的话说的是:“我正在写一本书,想鼓励人们用幼海豹的尸
体痛打幼鲸,直到它们断气”。自动手写这本书以前,我已经数次体验了R·H·托
尼洞察到的一个可怕的真理。他在《平等》(1931)一书里写道:“‘等级’这个
词暗示着种种令人不快的联想。所以,只要在这个话题上稍作逗留,就会被理解成
是精神变态、嫉恨和充满偏见的症状。”
尤其在美国,等级这个观念相当令人尴尬。社会学家保罗·布卢姆伯格在他的
作品《衰落时代的不平等》(1980)中,干脆把社会等级称作“在美国遭禁的思想。”
此话可是不假。通常,哪怕这个话题刚被触及,人们就开始变得烦躁不安。当两名
采访人问一位妇女,她是否认为这个国家存在不同的社会等级时,她回答道:“这
是我所听到过的最最肮脏的字眼!”当另一位男士被问及同一个问题时,他变得很
有些愤懑,“社会等级应该被彻底消灭!”这句话冲口而出。
实际上,在面对这个问题时,人们恰恰暴露了对社会等级的敏感:越是感到烦
恼和愤怒,越说明等级存在的真实和严酷。如果谁容易变得非常焦虑,这种倾向暗
示你是一名中产阶级,你非常担心自己会下滑一个或两个等级梯级。另一方面,上
层阶级热衷于谈论这个话题,因为他们在这种事上投入的关注愈多,就愈显得地位
优越。贫民阶层通常并不介意讨论这个话题,因为他们清楚,自己几乎无力改变自
身的社会地位。所以,对他们而言,整个的等级问题几乎就是一个笑话——上层阶
级空洞的贵族式的自命不凡不过是一种愚顽和妄自尊大;而中产阶级的焦虑不安和
附庸风雅则令人生厌。
事实上,对社会等级高度敏感的恰恰是中产阶级,有时候他们甚至会被这个问
题吓得要命。在某图书馆里一册由拉塞尔·林斯所着的《时尚先锋》(1954)中,
一位中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留下了他的痕记。此书有一节以屈尊俯就的态度论及中产
阶级那不可靠的装饰品味,然后冷嘲热讽地将他们和另一些阶层更为高级和精致的
艺术行为作了一番比较。在这段文字旁边,这位怒火中烧的读者用大写批道:“狗
屎!”就我的经验而言,此公肯定是一位无可救药的中产阶级男士(说不定是位女
士?)。
正像你在等级问题上的愤慨恰恰暴露了你的阶级身份一样,解释这件令你生气
的事物的方式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底层的人们乐于相信,等级是由一个人拥有的
财富多少来作为标准的。生活在中层的人们承认金钱与等级差别有关,但一个人所
受的教育和从事的工作类型同样重要。接近上层的人们认为品味、价值观、生活格
调和行为方式是判断等级身份不可或缺的标准,而对金钱、职业或受教育程度则未
加考虑。
斯塔兹·塔克尔曾为写作《美国:分离街》(1967)采访过一位女士。她不但
对等级这一问题表示出惊慌不安,而且出乎本能地将职业视为划分等级的主要标准,
这类反应清楚无误地提示了她的中产阶级身份。“就在这条街上,住着几乎各种等
级的人们,”她说,“可我不该提等级这个字,”她接着说,“因为我们并不是生
活在一个有等级差别的国家里。”接着,职业标准就来了。“但在这条街上,既有
看门人,也住着医生,还住着商人和会计师。”社会学家们司空见惯的是,受访人
总会屡屡声明他们居住的地区并不存在社会等级差别。 《美国生活中的等级》
(1959)一书的作者列昂纳德·罗埃斯门写道:“几乎无一例外地,调查者记录下
的第一句话总是:‘我们这个城市没有等级差别’。一旦这句话脱口而出,也就道
出了这个地区存在的等级差别,因为随之而来的是同一社区的好公民们令人惊异地
众口一辞表示附合。”小说家约翰·奥哈拉曾经不遗余力地探索过这一极度敏感的
主题。他对此问题的敏感简直让人吃惊。还在孩提时代,他就开始留心观察他出生
和成长的宾夕法尼亚州某小镇。“年长的人对待其他人可不是平等的。”
美国的等级差别是如此复杂和微妙,以至于国外的访客常常会忽略那些细微的
差异,或者有时甚至意识不到等级结构的存在。就像弗朗西丝·陶勒普在1932年游
历美国时描绘的那样,“平等的神话真是威力无边。”政府面对这个问题时相当尴
尬——成百上千的划分级别的手段从政府机构出炉,而官方却不承认存在社会等级
——所以,国外访客稍不留意就会忽视等级体系在这个国家的运转方式。英国小说
家和文学批评家瓦尔特·爱伦的经历就是很好的例证。五十年代,在他来美国一所
大学教书之前,他曾想象:“美国几乎不存在等级,就算有,也许不过是为了在不
同种族群或者源源不断的移民潮当中作一些区分吧。”可是,在麻州格兰德拉皮兹
城住了一段时间后,他终于清醒了。在那里,他见识了新英格兰的势利力量,以及
当地人长期以来对古老家族支配的道德与文化权威所表现的顺从。
一些美国人满怀快意地看待七十年代电视连续剧《灯塔山》的失败。这是一部
有关上流社会的作品,以英国戏剧《楼上,楼下》为原型。观众坚信并籍此安慰自
己,这部作品之所以会以悲惨的失败告终,是因为美国并不存在等级制度,也就是
说,根本不可能有人对这类题材的艺术性感兴趣。其实他们错了。《灯塔山》未能
吸引美国观众的原因是因为,它关注的也许是本地人最不感兴趣的部分——准贵族
上层阶级。如果故事发生在一个人人都会关注的冲突点上,比如说:要么是上层阶
级与中产阶级冲突。并抵制后者向上侵入的企图;要么是中产阶级同仇敌汽地对付
低于自己的阶级,那么这种戏剧化表现的效果就会好得多。
如果说外国人经常对美国政府关于社会平等的宣传信以为真的话,本地的公民
倒是乐于了解个究竟,哪怕他们谈论这个问题时多少会感到不安。一位敏锐的南方
黑人这样断言他的一位雄心勃勃的朋友:“乔依是不可能和那些大人物排级论等的。”
这话让我们觉得,现实确是如此。就像一位木匠所说,“我讨厌说生活中存在着等
级差别,只不过,人们跟与自己背景相似的人呆在一起更舒服。”
他这种用“相似背景”区分某类人等级的方式,尽管科学他说并不确切,但与
其他任何试图把一个等级与另一个等级区别开的方式几乎毫无二致。不论你与另一
个人是在讨论公羊队还是四九年人队(以1849年涌往加州淘金的人命名的橄榄球队。
一译者注),也无论是讨论休闲旅行汽车。大屋(即牛津大学的基督教堂)、莱奥
尼斯大妈、纽约证券交易所大行情板、葡萄园、还是瓷器,如果你不觉得有必要对
你话中的暗示详加说明,或者根本无意解释你的意指,你就很可能在与一位与你等
级身份相同的人谈话。这一点千真万确。
本书中,我的理论将主要针对社会等级问题中那些可视的和可见的符号,但我
会主要集中在反映了一个人的行为选择的符号上,这意味着,我不会考虑种族因素,
甚至,除非偶尔论及,也不会考虑宗教或政治因素。种族的区别显而易见,却由不
得自己选择。宗教和政治观点通常由人选择,但人们的表现除了偶尔限于前院的圣
龛或汽车保险杆上的小标贴,一般并不外露。面对一个人,你通常看不出他是“罗
马天主教徒”还是“自由派”。你看到的是“手绘的领带”或者“蹩脚的涤纶衬衫”,
你听到的是“起限定作用的因素”,或者“就……而论”。
为了弄清楚诸如此类五花八门的信号,我一直依靠感觉和直观判断,而非任何
可以称为“合乎科学标准的”方法。正如《高层:形象与现实》(1980)的作者阿
瑟。马维克所说的一样,我深信,“等级……,正因为这是一个大过严肃的话题,
所以不能留给社会科学家们来处理。”
等级尤其应该成为一个严肃的美国话题。因为在这里,我们并没有一个世袭的
头衔,地位和荣誉的体制可以从容展开分析,每一代人都不得不重新界定等级体系。
这个社会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社会都要变化得更快。并且,几乎是独一无二地,美国
人会因为在这个社会立足何处的问题而困惑不安。三十年代赋予人们等级身份的种
种事物——打高尔夫球穿的白色亚麻布绑腿灯笼裤,镀铬的鸡尾酒摇晃器,白色滚
边马甲——说得婉转些,已是昨日黄花,不可能在今天起什么作用了。身处一个速
变而非传统的社会,美国人发现,与大部分欧洲人相比,他们更难于“了解自己立
足何处”。而另一桩迫在眉睫的事情,“去行动”,又显得尤其重要。“我该怎样
做?”纽约市长考克曾经大声追问。他的大多数听众都心有戚戚,感觉他恰到好处
地提出了一个有代表性的美国式问题。
就像英国哲学家安东尼·奎顿所说,决非偶然的是,“有关礼节的现代形式的
书刊,主要是美国产品。这些“伟大的”名字是爱米丽·鲍斯特,或者爱米·文德
比尔特。”这是因为,美国是首屈指一的初来者汇集地。这些人特别需要将自己摆
在一个有利的位置上,然后迅速发达起来。奎顿说道:“部分初来者是外国移民,
这是从地理意义上说;另一些是新富,这是从经济上说;还有一部分是年轻人,从
成长角度上看。所有这些人无一例外地面对着如何与一个社会群体的运转紧密联系
的问题。”
抱怨自己一无所获的喜剧演员罗德尼·丹哲菲尔德就属于被约翰·亚当斯研究
过的国民之一。亚当斯早在1805年就说过,“报酬……在生活中是别人对你的尊重
和赞赏。忽略和轻视,则是对你的惩罚……渴求他人尊重的欲望就像天然的饥饿感
那样真实,而世人的忽略和轻视则像痛风病或结石一样引发剧痛……”大约与此同
时,爱尔兰诗人托马斯·莫尔也感到,随着美国确立了主张人人平等的宪法,一种
特殊的困境已经降临到美国人的生活中来。 他将华盛顿特区的公民们描绘为某种
“生来是奴隶,却想奋斗成为主子”的人。三十年后,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
一书中,精确地触及到这片土地的特殊问题:对等级的渴求。他写道:“没有任何
其他地方的公民像这个民主国家的公民一样显得如此无足轻重。 ” 而结果就是,
“这里的人们要付出世上最多的艰辛和努力来获取——恐怕这个词远不够正确——
地位”。
仍然是十九世纪,瓦尔特·惠特曼在《民主的远景》(1871)中写道,美国政
府的结构形式为公民们创造了一种均等的条件(或至少是幻觉),个人为了得到社
会认可,确立个人自尊,将因为某种难以言说的焦虑而经历旷日持久的挣扎,那焦
虑就是,如果人人都是人物,则人人都不是人物,在较近一次路易斯·哈里斯主持
的民意测验中,76%的受访者认为他们最需要的是“他人的尊重”。在最近看到的
一份广告辞中,一位广告作家向某种咖啡桌的潜在购买者展示了极具诱惑力的美国
式眼光:“为您良好的品味创造一种优裕,温馨。感性的暗示!这种暗示能使您在
任何一个想象的环境中,召唤尊敬和关注。”
在美国,由于社会等级间的流动是如此顺畅,似乎每一位幸运儿都可以得到奖
赏。而伴随这一情况而来的特殊危险则是:失望,以及接踵而来的妒忌。这个神话
给人的印象是,你随时能用“挣”的方式向上爬。然而,一旦一个人发现自己陷身
于一个等级差别体制,并对这个体制的必要性表示怀疑,此时的幻灭感和内心痛苦
就格外强烈。有一些人在早期的中产阶级生活中发现,在他们为社会等级的攀升而
奋发努力时,一些明显不相关的因素,例如遗传特征,早年背景,父辈或更年长一
辈的社会地位,或多或少限制了他们的发展。他们因此变得有些绝望,这种绝望并
非没有破坏性,尽管他们一般说来对这一破坏性秘而不宣。托克维尔敏锐地察觉到
了这些心理危机。他承认,“在民主时代,欢乐要比贵族时代来得强烈,有极多的
人可以分享欢乐。”但他又补充说,在人人平等的氛围中,“人们的希冀和欲望更
经常地被摧毁,灵魂所受的折磨和烦扰更大,因此要更加细心地照料自己。”
希望破灭后,妒忌纷至沓来。永远不要低估这个国家那些恶劣的乃至罪恶的行
为背后,纯粹的等级妒忌所产生的力量,以及对官方宣称的阶级平等神话的幻灭引
起的恶果。谁若将自己诱人的轿车停在一个大都市的街道上,返回时却发现车窗被
砸得粉碎,收音机天线被拦腰折断,谁就会理解我说的话的含意。国会议员约瑟夫
·麦卡锡于1950年在西弗吉尼亚发表演讲时运用的语言,使人们对他的真实意指简
直一目了然,他猛烈抨击中上层阶级和上层阶级,并非因为他们沾染了“共产主义”,
而显然是出于妒嫉。他说:“并不是那些不太富有的人或一些少数集团的成员背叛
了这个国家,而是那些已拥有了种种优越条件的人们,最好的家庭,最好的大学教
育……”
幽默作家罗杰·普莱斯在《伟大的鲁伯革命》(1970)中,甚至将等级嫉妒理
解为对平等主义的报复。他这样区别平等主义和民主:“民主要求它所有的公民生
而平等,而平等主义则坚持所有公民应死而平等。”L·R·哈特利曾在小说《外貌
公正》(1960)中讽刺过一个多少与我们今天相似的未来社会。那里的人们持有一
种“对美丽外貌的偏见”。而政府的整容外科大夫矫正了每个人外貌的不平等。这
里,解剖刀决不是用来使人们变得美丽——它被用来使人人变得相貌平平。
尽管我们对政治和法律平等公开表示欣然接受,但就个人的感知和理解而言—
—其中豹大部分很少表露——我们纵向地将事物进行分类,并坚持价值观上的差异
至关重要,无论我们就平等发表什么看法,我认为每个人在某方面正日渐体会到奥
斯卡·王尔德曾谈到过的一点:“人类的平等博爱并非仅仅是诗人的梦想;它是一
个令人十分沮丧和深感羞辱的现实。”似乎,我们从内心深处需要的是差别,而不
是聚作一团。差别和分离令我们兴趣盎然,融合则令人油然生厌。
尽管联邦政府不愿命名一个社会等级制度,但它似乎承认,如果从法律上说,
我们人人平等,而在实际生活的其他方面,‘情况则截然相反,那么政府才会将它
的公务员划分为十八个等级:从最底层的第一等(邮件投递员),第二等(邮政人
员),往上到第五等(秘书),第九等(药剂师),第十四等(司法人员),到最
上面的第十六。十六和十八等(政府高层行政管理人员)。建筑行业里也存在一个
不同工种的等级制度。最底层的是“土活”,也就是地基挖掘工作;位置列在中等
的是下水道、道路、坑道的铺设建造;最上层的则是建筑物本身(随着建筑高度的
上升,地位也越高)。销售“老板台”和相关办公设备的人们了解,他们和顾客之
间会就一个严格的“等级”制达成共识。橡木桌最低,核桃木桌其次,然后往上是
桃花心木,如果你中意的话,属于“中上等”,直到极品:柚木。在军界的各种女
士社交场合,倒咖啡是一种特权,属于较高阶军官的妻子。那里的每位女士都清楚,
咖啡比茶要位高一等。
几乎处处都可以发现等级排行。仅拿乐器为例。按惯例,交响乐团根据不同种
类乐器的声音微妙程度和演奏的难度来排列乐器组。弦乐器身居高位,木管乐器随
后,铜管乐器其次,打击乐器则排在最后,按演奏难度分,手风琴近乎最低,小提
琴则接近最高地位。另一类按某种“社会等级”的概念编排乐器的方式,是考虑惯
常演奏这种乐器的乐器组的声望。这就像作曲家艾德华·寇恩所说的:“如果你演
奏的是小提琴,你可以在弦乐四重奏乐队或交响乐团演奏,但不可以在爵士乐队演
奏,更不可能在军乐队中演奏。而在管乐器中,长笛和双簧管主要是交响乐团的乐
器。单簧管则不如它们,因为交响乐团,爵士乐队和军乐队中都有它的份。至于铜
管乐器,法国号位置最高,因为至今它也没有被用来演奏爵士乐,同样道理,打击
乐器演奏者中定音鼓手地位最高。一种乐器能发出的音调越低,一般来说它的等级
就越低。因为人们一般认为低音乐器容易演奏(巴松管除外)。所以,索萨号的等
级就比小号要低,低音提琴就比中提琴要低。诸如此类。”
如果有人对你说,“我的孩子正在上长号课”,你脸上浮起的微笑就比听人说
“我孩子正在上长笛课”时要来得更难控制(这里,微笑在作者看来表现了某种如
释重负的轻视,这通常是欧美人的文化反应。一译者注)。另一方面,听人说“我
的孩子正在学习古大提琴”,你就接收到一种有关等级的强烈信号,这种信号与对
古典文化的兴趣、博物馆、画廊或者“修养性”工作紧密相关。吉它(除非它被用
来演奏古典——也即古代风格的——音乐)天生就属于低等,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六
七十年代的年轻人那么喜欢用它来表现国际主义的等级弱化。吉它总是与吉卜赛人、
游牧民族、或另一些既无遗产又无固定收入而且居元定所的人们发生联系。所以,
对那些从中上层阶级或中产阶级逃脱出来的青年人来说,吉它是一种最能完美体现
他们身份的标志。
前社会主义者,《党人评论》编辑威廉·巴列特回顾过去二十年的社会变革时
总结道:“‘无等级社会’看来越来越像是一个乌托邦幻觉了。社会主义国家发展
了它们自己的等级结构,”尽管那里的等级主要是建立在官僚体系和阿谀奉承的基
础上。“由于无论如何也一定存在等级,我们为什么不让它以更有机、更异质、更
多样化的”西方固有的形式“存在下去呢?”因此,既然我们的社会存在等级,为
什么我们不去尽可能地了解它呢?这个话题可能过于敏感,却也不必让它永远暧昧
不明。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