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一痒就找出此书，然后想起评及此书的另一本：《黑暗的闸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夏济安著），最后的附录有点意思：“中共小说中的英雄与英雄崇拜”，全文抄录一下，里面还提及《暴风骤雨》、《青春之歌》、《红日》：
附录：中共小说中的英雄与英雄崇拜
（李俐 译）
一
许多例子证实了我的担忧。在这些作品里，人物形象呆滞，张口便是共产党口号，故事情节总是围绕斗争展开，流于表面，一切都在意识形态框限之中。小说中常常见到群众、共产党和毛泽东三者被化作一体，也令人生厌。但必须承认，我偶尔也会有出乎意料的发现：小说中某个人物刻画超出了意识形态的规定；或是一种模棱两可的情境，蕴含着非共产党的解读视角；又或是某一桩事件的叙述颇为有趣，靠的不是援引教条，而是戏剧化的艺术手法。最令我惊奇的是小说透露出关乎共产党人自身的骇人真相，这些真相往往是和共产主义文学旨趣相悖的；现在，一些共产党的作家用隐晦而诚实的方式将之诉诸笔端。不得不说，我着实吃惊，没想到在中共的小说中，也有些读来竟饶有趣味。
这些小说有的在文艺创作技巧上也颇为突出。表面上看，读者可能会产生一种印象，以为技巧的熟练同意识形态关系不大，或者熟练的技巧甚至可能被利用来渲染意识形态。也许不排除有些小说意识形态“正确”、创作技巧亦颇为上乘。但是读者这种印象是错误的，因为小说艺术和意识形态志趣并不相投。意识形态所要抑压的，文艺则大肆宣扬；前者所一般化处理的，后者则区别对待；前者求其简单的，后者则求其繁复；前者欲以谎言欺人，后者必以真相示人。今日中共小说中的真英雄乃是作家本人，他固守本性，不是通过公开反叛意识形态，而是投身文艺创作，尽管文艺领地受到诸多限制。企图将艺术变成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结果只会适得其反，遭致意识形态的弱化。
燕卜荪先生(William Empson)对无产阶级文艺的看法切中肯綮。他说：“想要创造出纯粹的无产阶级艺术，艺术家必须和工人阶级保持一致，这是不可能的，倒不是政治原因使然，而是因为艺术家本来就无法同任何公众合二为一。”简言之，纯粹的无产阶级艺术要么不存在，要么是伪艺术。
当然，一个人可以拒绝做真正的艺术家，他仍然可以为某种伟大事业服务。比如，共产党的宣传者虽然也写作，但他自由到可以完全无视艺术，这是尽人皆知的。他只关心人们遵照社会的“阶级地位”，应当说什么话、怎样行动、如何思考。不过一旦他开始费神研究人们究竟是怎样说话、行动和思考的，他就必然接触到真实的生活了；生活是一个比意识形态更为广阔的世界，有无数的人物、东西、事件和错综复杂的关系，它们跟意识形态互相抵梧，或者不能为意识形态所解释。当作家坚持将自己对生活的观察落于文字，他就会脱离意识形态的轨道，表面上，他仅仅是在处理写作的技巧；实际上，令他困扰的是一个人们长久争论的问题，就是生活与艺术的关系。不可避免地，他也将看到，也许只是模糊地看到，共产党及其意识形态在这大千世界的归属。中共的说书人一开始是因为对他的同行那千篇一律的作品感到失望，或者对自己早先的创作不满，于是在野心驱使下，他要尝试将故事讲得更好，要依自己的观察“逼真地”描摹人物的一言一行。不料，生活的复杂和微妙又令他感到棘手。如果只是做个单纯的宣传者，他就没有必要操心这些。他大可选择接受意识形态的摆布，满足于写出蹩脚的小说。可是如果他想创作上乘的小说，欲在自由表达的限度之内尽一己之才华，就势必冒险进入一个新的领地，在那儿他只需要为自己负责就行了。一方面，由于政治现实的压力，另一方面，因为他的野心，他的叙述既要服从意识形态，又得满足艺术的需求，最终，这个叙述将冲破既定程序的范围。本来他可以在这个既定程序的世界里过得挺好。现在，他仿佛吞下了一个怪物，这怪物就是艺术。他的小说有了生命，其生命力不为意识形态所束缚。
审查的力量看来亦不能修补这迸裂的缝隙，或扼杀小说的生命。许多已出版的小说并不完全符合意识形态，有些甚至可能引发对共产主义政体产生威胁的思考。可别以为中共的审查已松懈了，或者另一个“百花齐放”的运动开始了。事实是：有这样一块领地，哪怕是审查制度也鞭长莫及——这就是缄默的、个人的批评。阅读如同写作，也是个人的活动，每位读者对一本书多多少少会有些自己的见解。集权主义政府可以强迫人们阅读某本书，却不能叫他们在心底里接受书中的思想。或者他也会接受书中的思想，但可能是出于完全不同于官方的个人原因。还没有哪种审查制度有如此到家的本领，能清楚断定一本小说有多少层含义。共产主义小说中，意识形态即已为其斗争和胜利的描写拟定了大纲，也指明了“典型人物”言语的要义。只不过一部小说乃是由相当丰富的细节组成的，某些细节的确合乎意识形态的要求，有些则不然。这些不合要求的细节，我们猜测，源于作者对生活的观察。这些细节不但有其本身的意义，还可能会形成一种或多种模式，因而展现另一层意义。所以小说细节越多、越逼真、越驳杂，其意涵就越丰富。标语、歌曲或是论辩性的文章，其意义可以明确而简单，小说则不同，小说不是万无一失的宣传工具。一旦他尝试如实地描绘所见之生活，他到底触及了怎样精微的思想，唤起了哪些危险的思考，对于这些，有时小说作家自己恐怕也无法明了。表面上看，他还在宣扬共产主义，但书中每个微小的细节都可能是对小说主题的讥讽。这样的细节累积起来，也许会使作品原本的目的彻底落空。
周立波的两部小说，《暴风骤雨》(1949)和《山乡巨变》(1958)就是这样的例子。两部小说都受到共产党媒体的高度赞扬，但是它们丰富的涵义还有待于非共产主义的评论家们去发掘。两部小说都是从“他们”的视角看共产党对农民的控制。在这个话题上，其实不乏以“我们”的视角进行创作的小说，但在理解的深度上、反映共产主义体制之恐怖事实的力度上，极少有能与之媲美的。《暴风骤雨》分上、下两卷，1952年获斯大林文学奖。小说下卷结构略嫌松散，描写“土改”运动后期的扫尾工作，不如上卷那般引人入胜。上卷讲述摧毁一个“恶霸”(坏地主)的故事。从一开始，地主就任由共产党摆布：共产党逮捕了他，在群众面前作公判，然后释放了他；接着又再将他逮捕、审判、释放。本来，共产党可以停止对他进行这样的精神折磨，不用大费周章就把他处置，但他们之所以拖延着、不将他立刻处死，是要借此时机积蓄巨大的力量，以摧毁比地主的一条生命更为重要的东西——这便是中国社会的基础。他们极尽所能煽动暴民的愤怒，地主在第一次被捕后的第两百页中，终于被私刑处死——这两百页所描写的是快速行动、精心策划和不断增加的紧张态势。共产党重新点燃了怨恨之火，散播流言，借农民之口说出想说的话，让农民对自己产生错误的认识，激起他们的敌意，又对他们实施严格控制。共产党全程干得得心应手，显得慷慨激昂、坚韧不拔又非常善于劝诱农民，这一切几乎可以说是毒辣的。小说中地主的恶行主要发生在过去，所以用复述的手法，可是对共产党以革命的名义所做的一切，则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复述自然比不上细腻的描写那么生动，尽管小说告诉读者除“恶霸地主”是多么迫在眉睫，善于思考的读者应该会对共产主义制度作出自己的判断。
《山乡巨变》关涉的主题向小说作家提出一个更为微妙的问题：当自封为无产阶级战士的共产党开始征收农民土地时，该如何替共产党辩解呢?在这里，暴力已经不适用了，因为这不再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故事开场，地主阶级的统治被推翻了，“群众运动”的目的是要创建“合作社”。小说的主线是共产党如何努力说服农民放弃他们的土地，参与“集体化”。“中农”，就是土改运动留存下来、较为富裕的农民，在共产党政权下是担惊受怕的，他们并未像意识形态所规定的那样制造许多麻烦。相反，麻烦主要来自“贫农”。按照政府的阶级划分，受惠于最初的无产阶级身分，他们现在享有更高的社会地位。除避免与共产党公开冲突外，他们想尽了乡下人了解的办法，以保住早几年分给他们的少得可怜的土地。他们开始了斗争，斗争的另一方是面带微笑却非常强硬的干部，还有能说会道的积极分子。这种斗争令人感到既滑稽、又可悲。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共产党推出了一些口号(“私有制”对“集体所有制”)，承若给人们更加幸福的未来，而且，他们还暗示可能使用武力。这种威胁是确凿的，但是他们宣传的思想是错误的、站不住脚的，至少从这种宣传在小说中产生的作用来看是这样的。读者会记住农民们一个个怎样用他们愚蠢而徒劳的方法作出抵抗。有些摆出傻傻的滑稽模样，令人想到荒唐的阿Ｑ。其中关于老农民的那章(第十五章〈恋土〉)特别感人。老农叫陈先晋，是位经验丰富的农民，原本是“贫农”，他的兄弟是共产党员，在战争中牺牲了。当得知必须交出土地时，这位老农跪在此时仍属于他的田地里，偷偷地哭泣。
最后当然是共产党胜利了，至于他们是如何取胜的，不得而知。在第255页，我们读到村民们还是未被说服。一天夜晚出现了恐慌的局面，这些村民老的少的全部出动，去保护他们的林木不被征收。他们成功地伐光了山上的树木，砍下了一千多棵树。他们因此遭受了损失，但是至少那些树木不会被集体化。接着，仅仅15页之后，第270页，合作社就创建了，表面看来是得到大多数人同意的。作为纯粹的宣传者，周立波对农民“政治觉悟”的转变这样粗略的叙述很难令人信服，但他对农民的抵抗却大费笔墨，人物形象的刻画细致准确得多。小说作者一面是宣传者，一面要听从内心艺术家的声音，他或许已经尽力了。反共小说作家可能会试图加入一幕夸张的武装反抗。但是周立波用辛酸的笔触，描绘农民向这样残酷的现实投降，是对中共统治下可怕的现实更为有力的控诉。同样重要的事实是共产主义统治了社会，而贪欲依然统治着人心。瞧那些农民，在财产被集体化之前，死死抓牢他们那点东西，早先被鼓动与地主进行“斗争”的也是他们。
反共小说实在也不比共产党小说高明多少。讲述农民英勇反抗的故事未必能像上文提到的这两部小说那样深刻地反映共产主义政权和人性。没有人称周立波为反共分子，可能他也不是。不过有两点我们可以肯定：首先，他是严肃的艺术家(这里可举一例说明其用心之深：第一本小说采用满洲里方言，与第二本小说所用的湖南方言差别很大。)；其次，他通过细致观察和同情的想象去了解共产主义制度下中国农村的生活。他将自己在中国农村所见忠实地描述出来，这些事实当然不可能和意识形态一致。很少有作家能做到绝对忠实，但是想想周立波生活和创作的环境，应该说他所做的是相当忠实的。
莱斯利•菲德勒(Leslie Fiedler)就《雷声阵阵也要说不!》(No! In Thunder)所作的评论，原是写给“我们”这种社会中的作家的。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作家们，这话在多大程度上成立还有待于时间的印证：
“作家不必总是清楚自己在否定什么，如果他的作品是忠实的，这作品自然会替他说话。的确，在过去某些特定时期，好像作家自己和他同时代的读者不清楚这种意图反而更好：例如，狄更斯，一直认为自己是在讴歌女性的纯洁、孩童的赤心，但他向我们清楚展现的恰恰是疯狂的梦魔，在这当中，各种事物受制于男性的意志，而男性像是毫无生气的事物，僵化刻板，同样，陀思妥耶夫斯基视自己为复兴的正教的使徒，塞缪尔•理查森相信他的使命便是要维护资产阶级的美德……”
显然，周立波没有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或理查森来得热烈。他的视线略嫌模糊、零碎，但是看到共产党的作家具有个性化的视野，毕竟令人欣慰。他在《山乡巨变》中描写那些受压迫的、茫然的群众，不是对共产主义制度的肯定，而是否定。《暴风骤雨》的故事大纲很契合阶级斗争的框架，但是斗争中一个个卑劣的事实却直指政权固有的残酷和虚伪。这种残酷和虚伪在《山乡巨变》中尤其明显：农民们发现，面对新的主人，唉，他们是想反抗而无能为力啊。遗憾的是，他们并未发现关于自身的那个真相。
二
我赞赏周立波是为了证明我所看到的这一点：不是所有的中共小说都同样一无是处。许多的确很糟糕，有一些不那么糟糕，少数的，像《山乡巨变》这样难得的作品，作为讽刺小说非常成功，但是作为宣传工具极其失败。本文剩下的篇幅将要谈谈两部小说中的英雄和英雄崇拜这个话题。这两部小说分别是杨沫的《青春之歌》和吴强的《红日》。
在继续讨论之前，必须指出，不是每一部中共小说都以英雄为主题。例如，《暴风骤雨》中，“敌人”那么软弱，并不能为操控一方的共产党员，或是以为自己是主人实为工具的积极分子，提供多少机会来展示他们的英雄主义。《山乡巨变》中几乎没有一个英雄角色，因为占据舞台的是被压迫的农民，而地方干部不搞“群众运动”时，就打打西方传来的扑克牌、开开玩笑、泰然处之，偶尔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姿态。从上面“派下来”的女干部也只需积极执行命令。她唯一的牺牲似乎就是为了给山村带来“巨变”，不得不与爱人暂时分开。她有着革命的背景，但是到1955年，她开始登台表演时，许多革命分子已经变成了官僚主义者。
虽然这两部小说没有突出英雄主义的主题，但我希望对周立波小说的分析已经揭示了生活、艺术和意识形态三者之间的某些关系，如果的确如此，这些分析与下面的讨论就是相关的。杨沫和吴强的小说讲述了许多人物在1930、1940年代通过艰苦斗争推进共产主义革命的事迹。他们就是所谓的英雄，共产党的胜利有赖于于他们。的确，现实中是有这类人物，否则共产党根本不可能取胜。只是这类人物看上去是千人一面。在《山乡巨变》中，我们还能看到形象各异的农民，这些头脑胡涂的农民，令当权者恼火。相对之下，这两部小说中的英雄形象总是具有作者本人和小说作家都熟知的果断、勇敢的特性。共产主义小说作家的创作看来很简单，只要稍微动动脑筋，他就可以完成宣传任务，讲述颇为有趣的冒险故事和英雄事迹。在许多方面，共产主义英雄甚至和美国报纸星期日漫画中的英雄颇为相似：有着男子汉的样貌、健硕的体格，对朋友忠诚、对敌人勇猛、对弱者仁慈，面对危险异常沉着，有着忘我的勇敢。此外，他还拥有共产党人必须具备的品质：他的言行举止都合乎意识形态的要求；一旦更加优秀的党内同志或是“群众”指出其错误，他必须承认并改正错误。在对待爱情上，他也比西方的朋友表现得更为优越，共产党的英雄对待爱情从不轻率。当他说爱一个姑娘，他是认真的。只不过，英雄们的真爱往往是共产党。因为有这样坚守纪律的男性气质，他极少被坏女人引诱，反正共产主义小说通常也不写这样的坏女人。
以上总结也适用于《青春之歌》。北京出版的英文杂志《中国文学》中有一篇评论，称其为“热情洋溢”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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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打开这本小说，总会唤起我许多回忆，小说将我带回到我的年轻时光。《青春之歌》中许多人物令我记起我熟知的人们，他们的面容又浮于眼帘，他们的声音在我耳侧响起，让我再次重温他们那激动人心的英勇战斗……
小说主人公林道静的典型形象，展示了中国三十年代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逐渐投身革命的过程。道静的母亲是农民的女儿，被地主强奸被迫做了地主的姨太太，道静虽然在地主家长大，但是一直被虐待、被歧视。长大成人后，她也感受不到一点儿幸福，继母企图利用她来和国民党的高官拉拢关系……
小说对共产党员——卢嘉川、江华和林红——也有精彩描写。他们共同的品质是随时准备着为全民族的利益牺牲自我，都有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斗争的崇高精神，面对反动统治者、阶级敌人，以及国家的敌人，都能勇敢、睿智地与之斗争。虽然小说中林红的故事只有几页，但这位女共产党员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狱中，她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激励两个女孩；就义之前，她开开心心地将自己的毛背心和梳子送给她们作为留念。这些细节令人久久不能忘怀……
我认为，这种革命热情(就是林红展示出来的革命热情)是革命作家最重要的品质。天分和敏锐的观察力固然重要，但最关键的是要具备无产阶级世界观，对革命有强烈的责任感，有坚定的革命立场和深刻的阶级觉悟。一部作品，如果饱含着这些感情，即使在技巧上不够完美，也还是颇能感染读者的。《青春之歌》就是这样一部小说。虽然小说结构过于松散，但是每个人物形象都栩栩如生﹑动人心弦。我们不由自主地被卢嘉川和林红的壮烈牺牲所感动；林道静对真理的追求以及她的命运不能不令我们心生同情；王晓燕走上了错误的道路，走向了革命的反面，我们情不自禁地为她感到担忧……。作者真诚赞美一切进步的事物，歌颂革命者和劳动人民，歌颂觉醒的知识分子以及他们对真理的追求。同时，她也毫不留情地鞭笞一切落后的东西，批判反革命和剥削阶级，斥责腐朽的知识分子。这样的情感，以艺术的方式表达出来，具有强大的力量，引起读者内心的激荡。
我们知道，《青春之歌》是作者的第一部小说，和今日许多新中国作家的作品一样，小说描写了动荡的人生，传递出无尽的力量，反映了一段重要的历史时期，标志着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时代。
这篇文学评论为小说技巧上的不足辩解，颂扬作品的革命激情和“动人心弦”的力量。然而，这评论并不能起到多大作用。它甚至会令一些可能翻阅此书的读者心生反感，这些读者倒希望这类情感少一些、“进步”与“落后”的划分不必这样泾渭分明；相反，他们期待从小说阅读能中获得更确凿的智力体验。从这小说推介的评论文章来看，我们对这本小说“革命浪漫主义”的担忧并非多余。
小说作者告诉我们她的个人经历和小说中的林道静甚是相似。如果以作者本人为原型，她对林道静这个形象做了些改进的话，那就是赋予了主人公更多无产阶级色彩：
……我个人的生活经历，这使我选择了林道静为小说的主人公。林道静不是我自己，但是有我个人的生活在内。我的家庭和林道静出生的封建大地主家庭差不多，我的父亲也是象林道静父亲那样的人。他强奸秀妮，秀妮怀孕后，也跳水自杀了，只不过我不是秀妮生的而已(林道静则为地主的姨太太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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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说来，林道静的革命资格是与生俱来的，因为她的生母是农民、是地主淫欲的牺牲品。表面上看，林道静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本质上(继承了母亲一方)她属于无产阶级。《红旗谱》(梁斌创作的小说)中的张嘉庆也是出身地主家庭的革命青年，也是因为有个被迫害的无产阶级母亲而具备生而有之的革命资格。在神话故事中，英雄人物出场时可能是个流浪汉或者甚至是个野蛮的人，但他身上的皇家血统终将赋予他力量。共产主义神话中，英雄们的高贵品质则来自于他们无产阶级的血统。
因而，林道静的成长就是逐渐净化其血统的过程，或者说是她自己“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她读了一些苏联小说后进行自我剖析：“我是地主的女儿，也是佃农的女儿，所以我身上有白骨头也有黑骨头。”为了换掉自身的“白骨头”，她做了许多她觉得英勇的冒险，最后愿望实现了，她被批准加入了共产党。
小说中的三名共产党员就没有这样的困扰，至少在林道静的眼中，他们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分子了。江华是大学生，他自称是工人，因为他刚开始工作时是印刷厂的学徒，后来做过小工，当过煤矿工人。而且，他的父亲还是印刷工人。卢嘉川是乡村学校教师的儿子，但是从孩童时代起就深受李大钊(早期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的影响。李大钊曾在自己家乡河北乐亭县宣传马克思主义。林红早年曾在苏联受教育，她认为监狱是、实际上也将之变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学校”，他们纯真的勇气和决心令林道静十分敬佩。
读者如果期望在小说中找到一个形象丰满的角色，就不免要失望了，小说中这三位及其他共产党员之间并无多大差别。除了一两个例外——几个“坏”共产党员，我下面将会讨论——这些角色往往是群体特征明显，个体特征模糊。他们看来都是好人，但是都很“扁平”。这种表面性，是小说明显的缺点，恰恰对小说结构至关重要，因为故事大部分是从林道静的视角来叙述的，她太“热情”了，只能提出表面的问题。《青春之歌》就是她的故事。包括她所钦佩的角色，共产党的英雄们，也只能经由她不完美的理解呈现出来。这些英雄似乎都生活在危险之中，为某种东西而奋斗，他们身上有些品质，她无法理解，却觉得富有魅力；他们谈论革命道理、分析政治时局，语言是那么深奥。不错，小说中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带有神秘的色彩。就是这种神秘吸引着林道静。作为恋爱中的女人，林道静也许能够区分她的第一任共产党恋人卢嘉川和第二任共产党恋人江华的不同。卢嘉川之后很快就从她的生命中消失了，江华直到小说结尾似乎仍然很活跃。但是作为共产主义真理的追随者，她必须排除这种不同。无论是恋人甲还是恋人乙，共产党员首先是共产党人，其次才是作为个体的人。林道静(或杨沫)越是真诚地倾诉她的内心，她的视线就越模糊。她的故事最明显的不足就是缺乏洞察力、细微的差别，和直觉判断。正如热情蒙蔽了作者和女主人公的眼睛，热情使一些读者对这故事大为欣赏，而叫另一些读者则心生反感。
不过正是从小说呈现出的这种模糊性和表面性当中，读者发现了《青春之歌》的意义。如果说从其他角色看不出什么，他发现至少小说对这位女主人公进行了非常细致的描写。对于杨沫这位宣传者来说，不幸的是，她只能从一个心智能力有限的女性视角讲述故事。她的浪漫故事自然会引来对她的批评，说她多愁善感、一无所知、成天做白日做梦——就是通常被指称为“包法利主义”(Bovaryism)的批评。她盲目崇拜的人和钦羡的英雄品质都包含自我矛盾的因素：因为他们的这一切都是通过一个至少可以称为“单纯”的头脑反映出来的。因为她强烈肯定这种意识形态，读者又清楚她的思想有其限性，所以读者就会对这种意识形态有所保留，甚至否定它。倒是多谢杨沫，使读者时时保持警觉。容易被浪漫主义迸发的情感打动的读者可能会认为《青春之歌》的涵义简单，实际上，这本小说的意义不象他们以为的那么简单。
林道静生性热情，她似乎不那么关心共产主义的道理。她喜欢阅读、善于倾听，但是究竟能理解了多少令人怀疑。在和江华的讨论中，她谈了自己的看法，这种看法在1930年代许多人都有，那就是，共产党唯一关心的是要组成统一战线对抗日本帝国主义。江华纠正她说：
“……中国革命没有共产党领导是不会成功的。抗日战争也一样。共产党不仅是参加，而且是领导，要绝对的领导，抗日这才有胜利的保障。道静，你明白领导的意思吗?”
江华说到这儿，深沉的眼睛闪闪发光，显得热情而又激昂。道静全神贯注地听着江华的话，一种油然而生的崇敬的感情，使得她突然异常地快活起来。她又给江华倒了一杯水，自己也喝了几口，然后靠在桌边闪着发亮的大眼睛，说：
“老江，这回碰到你多高兴!我知道的事真太少啦，许多问题了解得似是而非……你以后可真要多帮助我。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参加革命好多年了吧?”
杨沫在此处的细致笔法令人赞赏。看看林道静是如何回避“领导”这个问题的。对共产党员来说，这问题最为重要，但对于林道静来说，依她的女性思维，这问题抽象而难以捉摸。再瞧瞧她那女孩子特有的狡黠，她巧妙地将谈话引向他的个人经历，那才是她真正关心的。很显然，她不懂得“领导”的意思，但是此处所揭示的更深层的事实是，虽然她承认担心自己的理解不够，但是她并没有真正要去理解的意愿。她只是为这个男人着迷，为他渊博的知识、坚定的信念，和谜一般的个人经历所吸引，而且，他碰巧也富有令她心动的异性魅力。令她心生“崇敬”、“快活”起来的是他的眼中闪现的光，在她看来，这远比他口中的“真理”更吸引人。
林道静对政治表面上的关心和实际上的不关心(或者说对其他事情的关心)放在一起，是最为巧妙的讽刺，即使像杨沫这样热情的小说家也不能避免这种讽刺流露于她的笔端。讽刺的表达方式还有更直接的。贯穿小说的一条副线，一方面呼应了小说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为革命者这个主题，另一方面又与之相矛盾。这条副线是女性对英雄生活的浪漫追求。说它与主题呼应，是因为只要能推进革命事业，共产党员的确应该创建英雄功绩。但二者又互相矛盾，因为个人的幻想和个人的野心会破坏小说中所阐明的革命的意义。当林道静第一次表示她想加入共产党时，卢嘉川问她：
“我问你，你过去东奔西跑，看不上这，瞧不起那，痛苦沉闷，是为了谁?为劳苦大众呢，还是为你自己?现在你又要去当红军，参加共产党做英雄……〔省略号为原文所有〕你想想，你的动机是为了拯救人民于水火呢?还是为满足你的幻想——英雄式的幻想，为逃避你现在平凡的生活?”
这话犀利地指出了她的弱点，是革命教育中精彩的一课。但是林道静显然没有深入领会。卢嘉川入狱之后，她给他的信中这样写道：
……一想到我的生活也像你们一样，充满了传奇、神话一样的故事，我是多么快活呵!
她想要逃避的还是那平凡的生活。她已经忘了他给她上的这一课，否则就根本不会在信中吐露这样幼稚的心声，来打击她的导师，叫他看到她取得的进步微乎其微。毕竟，他在狱中受的折磨已经够多了。她相信自己陷入了热恋之中，她写着这信，又不知怎样才能送到对方手中，她也为自己的英雄主义所陶醉。也许英雄崇拜者真正崇拜的只是她自己的形象。
后来，林道静被卷入一场农村暴动。虽然她还不是共产党员，但是她的名字也在通缉名单上。于是，一名佃农护送她逃脱险境，这佃农是真正的无产阶级者。那个凉爽的夏夜，星光闪烁(是学校小姑娘眼中的美好夜晚，也许恰恰就是林道静的审美视角)，在田野中奔走的她忘记了自己身处险境，陷入了沉思：
……那浓郁而又清新醉人的空气，再加上这传奇式的革命斗争的生活，都在这不寻常的夜里显得分外迷人，分外给人一种美的感受。
现在她体验了一把冒险的感觉，但是想起了自己的错误，她不禁为自己“小资产阶级情调”露出自嘲的微笑。
现在她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弱点，但她这弱点恐怕是无可克服的。加入共产党后，她向江华倾诉：
……“我常常在想，我能够有今天，我能够实现了我的理想——做一个共产主义的光荣战士，这都是谁给我的呢?是你——是党。”
她“英雄主义的幻想”终于得以实现。值得注意的是，她相信自己已经成为了“光荣战士”。
这样，小说的主线和副线达到了统一：在共产党中，林道静既找到了革命的自我，又实现了英雄主义的追寻。接下来的问题是，《青春之歌》是怎样描写共产党的。在我看来，共产党在小说中是一个革命政党的形象。革命政党，我的理解是指一个政治党派，党派中有一群人为之献身，这群人同时又是极其神秘的，他们致力于阴谋推翻政府。这就是193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作用。比如，共产党利用统一战线为口号，实际上是要努力攫取“领导权”。这种阴谋措施也颇为有效。此外，因为共产党内部职权分散，这些阴谋家又要忙于内部斗争。
《青春之歌》“反映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大致是从1931年奉天事变到1935年学生爱国运动这个时期——根据共产党的官方说法，这是中国共产党受“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时期。在共产党正统派看来，“左倾教条主义”已经够糟糕了，杨沫小说中的左倾教条主义分子更加恶劣。左倾教条主义者可能依旧是忠诚的共产党员，但是小说中的左倾教条主义分子戴愉，从监狱出来后成了受国民党雇用的奸细。于是他就成了坏人。正是这个坏人还迷惑了小说中的另一位女性，王晓燕，引起了《中国文学》的评论者对她的品德产生极大的担忧。
王晓燕是位大学教授(一位“进步”教授)的女儿，她沉静、善良，和林道静的奔放、活泼形成对比。她也有革命的梦想，可偏偏她的恋人戴愉不巧是“坏”共产党员。她对戴愉的罪恶一无所知，直到小说结尾才真相大白。但是由于小说作家的全知视角，读者从一开始就知道真相，因而，这个问题——美德是否会屈服于伪善的诱惑?——也许会令读者一直惴惴不安。
上文已经说过，《青春之歌》中的共产党员都带有神秘色彩。在“白色”统治区开展秘密工作，他们不得不过着偷偷摸摸的生活，不需要理由，就会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他们必须时刻警觉不透露自己的真实动机，甚至隐瞒自己的真实身分。他们使用化名，暗示着他们的生活具有双重性，一种是公开的，一种是秘密的。很难区分一个人的名字，所指是他的真实身分还是虚假的身分。例如，卢嘉川是真名，江华是化名，林红是真名，戴愉是化名。以林道静的智力，不足以探明他们的秘密，所幸她也无需耗费这脑力。她单纯天真地听他们说话，由衷地信任他们。就她与共产党的关系而言，她的生活是顺利的，因为她的恋人碰巧是她可以绝对信任的“好”共产党员。江华关于马克思的言论令她印象深刻，尽管他对自己的行动含糊其辞，对另一位同志(戴愉)表示怀疑，这一切从未引起她对他(江华)丝毫的怀疑。当他表明爱意，她便接受了他的爱，她的愿望实现了，沉浸于幸福之中。可是，她的朋友王晓燕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她也遇上了一名共产党员，他同样可以情真意切地讲述马克思主义思想，可以将马克思的原话信手拈来，他在共产党内的重要性令她印象深刻，他的行动也很诡秘，也表示对其他同志有所怀疑——然而她也信任他。当他向她表明爱意，她也接受了他。但是王晓燕险些遭遇共产党小说家笔下最为悲惨的命运，多亏她最后发现戴愉是“坏”共产党员。
所以，《青春之歌》讲的是幸运姑娘的爱情故事。她不像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爱情故事中的人物那样，从一无所有到应有尽有；而是从她的地主父亲家庭独立出来，愉快地投身到她所认为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去。这个幸运的姑娘——这里无关意识形态——最后也找到了理想的爱人。这个共产主义的灰姑娘，获得了人生中所能期待的一切最美好的东西。假如没有戴愉这个险恶的角色，故事的涵义本来可以简单得多。的确，他的诡秘、他的言谈、他信念坚定的样子都和江华大为相似，读者不仅要问：即将陷入爱河、心旌摇曳的姑娘怎样才能区分谁是“好的”、谁是“坏的”共产党员，或者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呢。王晓燕的故事令人想到林道静完全可能遭遇同样的命运，因为她也完完全全地接受了一位共产党恋人(或者声称自己是共产党的人)。她不可能去查证，因为共产党员的过去都是他们自说自话的。另外，从林道静和江华的对话中，我们看到这个姑娘也非常需要他的“帮助”。一个口若悬河的共产党员有种种可能——他可能是左倾教条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甚至可能是党的叛徒；但是只要他的生活充满了“传奇、神话一样的故事”，他就会令怀有英雄主义幻想的姑娘萌生爱意。
安排一个“坏”共产党员出场，杨沫的本意许是要“痛斥反革命分子”，同时增加情节的戏剧性，但是实际取得的效果适得其反。她让人看到共产党员表面化的吸引力，看到英雄崇拜者在辨别“恶棍”和“英雄”方面的低能。她虽有为意识形态效力的满腔热情，但是却陷于自己为小说铺设的架构之中。意识形态要求描写正面的英雄形象，但是在她模糊的印象和理解中，找不出这样一个英雄人物。当热情成为道德生活的核心，就连英雄和恶棍之间的界线也会消失，因为热情不能赋予人认知的能力，更不能帮助人们辨别是非。
杨沫自身也受到这种热情的危害，所以，作为小说作家，她尽其所能也只能对笔下的主人公作出这样的批评：“〔这姑娘已经〕叫马克思的鬼魂把她迷住啦!”这样的评论对林道静是无害的，如果她已经赢得了这样的名声，这只会令她感极大的满足，觉得自己真是换掉身上的“白骨头”了。但是这句话不完全正确，林道静的确是着了迷，可是迷住她的还不止这一样东西。要将林道静的这种着迷用语言表述出来，可能需要更加精妙、准确、清晰的文字，这却是杨沫所不能的。这样的创作，也许需要福楼拜式的天才，我想在共产党小说家中断没有这样的人物。但是在创造小说主人公的过程中，杨沫却不由看到了真实的自己。她甚至发现了表象与真相的差异这一个可怕的事实，因为林道静是生活在一个表象的世界里。受制于意识形态，或者也限于自身的才能，杨沫没有尝试、或者不知道如何将她的这种发现组织成恰当的小说形式。虽然故事组织上不如人意，她的发现还是在小说中呈现出来了，这发现为她的小说注入了更深层的意义。
三
《青春之歌》中未能充分展开的一个主题是复仇。小说中的共产党员被带往刑场时，发出复仇的呼声(页401、454)，但是他们的同志们忙于组成统一战线对抗日本帝国主义，并没有注意他们报仇的呼声。读者如果熟悉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会明白这段与“敌人”的联盟是更为有效的“复仇”之举。但是小说并未讲述复仇这个主题。不太熟悉历史的读者，就可能会认同左倾教条主义者，戴愉和王忠的逻辑，他们似乎正因为对死去的同志有着更强烈的感情，所以反对“投降”政策。他们的逻辑还是很令人信服的，虽然作者明确告诉我们，他们实际上背叛了中国共产党。
我要讨论的另一部小说《红日》，是严格基于复仇逻辑的。1946年秋，一支共产党的部队被中央政府的七十四师击败，1947年5月，该部队在孟良崮歼灭了七十四师，成功复仇。小说主要讲述了共产党的士兵如何遭遇惨败、并成功复仇的故事。
《红日》是一部战争小说，小说中的人物就像一长串“英雄”名单，从军长到最底层士兵都有。小说也描写了一些妇女和农民，他们帮助共产党打仗。他们有英雄主义的意识，在他们的头脑中，英雄主义的意义明确，不像林道静头脑中的英雄主义那样含混不清。这里“英雄”是个荣誉称号，授予有功的战士。例如，杨军，他先是一个班的班长，后来被提升为排长，入伍之后不久就获得了“英雄”称号。这个光荣称号可以用来命名他们的“英雄班”、“英雄排”，和“英雄连”。他们毫不害臊地把“英雄”二字挂在嘴边：
“知道吗?这些人才是真正的战士!英雄!他们就是英雄!”
从他的兴奋愉快的神色和宏亮的声音，可以断定这位军长真是喜在心头，笑在眉梢。他的部属的英雄行为使他感到了一个指挥员的幸福和快乐。
“……这个主力部队，是最出色的英雄部队。是新四军，是新四军的一个主力团，出名得很。……我们沙河区的民兵，是英雄的民兵，有光荣的的斗争历史!明天晚上，要配合主力、老大哥，打下马家桥!……”
小说中的妇女，崇拜英雄，都有明确的理由。瞧这名军营护士如诗歌般的赞扬：
“人家是英雄嘛!人家跟敌人拼刺刀!人家爬上一丈八尺高的城墙，冲锋杀敌!人家冰天雪地，游过一道大河……
共产党沙河区委员会书记是华静。
她向往火热的斗争，欣羡英雄的斗争事迹，她的心被解放战争的晶光所吸引，她热爱着的梁波的英雄气质感染了她，莱芜大捷的胜利鼓舞了她。
梁波，获胜部队的副军长，以其“英雄气质”或军人的特质赢得了这女人的爱。他的英勇，和小说中其他人物的英勇一样，是可信的，因为这里的战争是真实的战争，不是虚无的捉迷藏。
《红日》是一部富有男子气概的小说。小说以男性为主，讲述了一个接一个民兵战争的故事，将小说引向战争的高潮——孟良崮之战。吴强的写作手法也是富有男子气概的，叙述直接了当，节奏迅速紧凑。他的意思不像《青春之歌》中的那样晦涩不清。在《青春之歌》中，英雄都笼罩在一层幻想和神秘的色彩中。的确，两部小说在英雄主题的处理上差别很大。这是《青春之歌》中最后一幕学生游行的场面：
“一边是神圣的工作，一边是荒淫与无耻。”道静的心里忽然想起了这句话。这时，在她眼前——在千万骚动的人群里面——卢嘉川、林红、刘大姐，“姑母”、赵毓青，还有她那受了伤的、刚才又像彗星一样一闪而过的江华的面庞，全一个个闪了过来；接着不知怎的，胡梦安那个狼脸、戴愉那浮肿的黄脸，还有余永泽〔她的第一任丈夫〕那亮晶晶的小眼睛也在她眼前闪过来了。排山倒海的人群、远远的枪声、涌流着的鲜血、激昂的高歌……一齐出现在她的面前，像海涛样汹涌着，由于衰弱的身体加上过度的激动与疲劳，这时，她突然感到一阵眩晕，几乎跌倒。可是，她旁边的一个女学生用力抱住了她。虽然彼此互不相识，但是她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了。
这里呈现的是一些多变的、断断续续的、不完整的印象(一张脸而不是整个人)(请注意，这些共产党员也没有鲜明的个性)，一种混乱的感觉，与幻象交织在一起——所有这些以结构松散的语句子表达出来——可见，观察者的思维是模糊的。林道静突然感到晕眩，倒在了一个陌生人的怀抱，这些是重要的细节，说明她的脆弱，易于轻信他人，和需要支持的特质；这些特质不仅构成了她的个性，也势必要再次展露出来，为“骚动的”人群留下最后的印记。
《红日》结尾的调子很不一样。最后一幕场面描写，其画面之规模、高度，及其坚毅的意象都令人印象深刻：
……军首长们，许多指挥员们，红旗排、红旗班的英雄战士们，屹立在巍然独立的沂蒙山孟良崮峰巅的最高处，睁大着他们鹰一样的光亮炯炯的眼睛，俯瞰着群山四野，构成了一个伟大的、崇高的、集体的英雄形象。
可惜从这画面里，读者无法真切地了解这些英雄个人的思想。读者觉得，要是能与他们的思想亲密接触，哪怕是得到像林道静那样混乱不清的直接感也好啊。这场面(或是一个巨大雕塑的复制品)甚是壮观，但是太僵硬、太疏远、太冷冰冰了，英雄们好像是被安置在那儿。总之，这描写给人在镜头前摆拍的印象，极不舒服、缺乏感情、没有深度，是一幅装腔作势的画面。
但是结尾的场景并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细节，它是一个雄伟的象征，点明了英雄是装腔作势的摆拍者，其作用不单是再次定义了英雄的内涵，也廓清了小说的意义。前面几百页中，各种吹捧和英雄主义意识，可以说是将共产党的部队变成一个“英雄互相标榜俱乐部”；至此，《红日》小说中英雄主义的矫揉造作真是一目了然。要贬低英雄主义，没有什么做法比大量炮制英雄人物更有效了。作为宣传者的吴强也许仍然试图维护英雄主义的标准，但是作为小说家的吴强只能让人看到他笔下的英雄是多么平庸，因为英雄实在是多得泛滥。可《红日》中英雄群像的显著特征还不是平庸，而是矫揉造作。英雄称号是由部队司令部或共产党授予的，要获得这一称号可不容易，因为他必须满足上级和同志们的要求。他必须竭尽全力保住其英雄称号，真是最可怜的英雄。看看《红日》中军长是怎样痛斥连长的，不知道有没有哪位英雄、或立志当英雄的人也曾遭受这样的责骂：
“打了胜战，消灭了敌人，当然要高兴!我没有想到你是这样高兴法!你看你!喝了多少酒啊!你的连长当得不错，出了两个英雄班，一个连捉了1,000多个俘虏，按照你的战斗表现，倒够得上做一个英雄。照你这个昏昏然的样子，你就很危险!你就不配做英雄!连个普通的连长恐怕也不大够格!……”
这个可怜的家伙在当时的情境下也许是该骂，但是对一个将成为英雄的人，当面斥责他不配“英雄”头衔，将这头衔用作劝说和威胁的武器，这不啻为对英雄主义最卑劣的嘲讽和愚弄。
英雄人物当然不一定有“英雄”称号。(中文里“英雄”既可指英雄称号，也可指小说中无私勇猛的人。)《红日》中的战士们以巨大的勇气取得了赫赫战功，但是吴强清清楚楚告诉我们这些人不总是能展示他们的英雄主义，因为小说中每一次军事行动都是精心操纵的结果，热烈的战争都是经过冷静谋算的。性情急躁的战士都要听从命令、遵守纪律和其他限制，都要依照命令前进、撤退。他们有时被派往前线，有时被安排驻守后方(没人理会他们的牢骚)，有时他们会接到命令要在有限的时间赶到指定地点。他们不一定知道被派往何处、很少了解为什么被派去，他们有时急切盼望了解其他战线情况如何——但是战略的事不是他们需要考虑的。最勇猛的战士只能完成指派给他的任务。他的活动范围有限，了解的事情少得可怜。即便是军长沈振新，“英雄”队伍的首领，也不得不依赖总司令(陈毅)和副司令(粟裕)来决定部队行动。但是陈毅和粟裕在小说中并未现身，只以两个代号身分出现(501和502)，只有几名高官才有幸能从电话中听到他们的声音。再往上，还有毛泽东，他似乎是一贯正确的智慧源泉，伟大战略的总设计师，胜利的制造者。在这个指挥体系中，不但战士是伟大整体中微小的部分，就是复仇，这部小说的主旨，也失去了不少趣味。小说告诉读者，沈振新带领的士兵涟水一战遭遇失败后非常难过，觉得是对自己个人的伤害，决心要报仇雪恨。但是他们“复仇”的过程却要听从远方不可见的某个人的计划和指挥。当他们不明情况，感到沮丧时，所能做的就是服从命令、耐心等待。设想《白鲸记》(Moby Dick)中有个雷达站来指挥一支捕鲸船队，协助亚哈船长捕猎鲸鱼莫比•迪克，并且裴廓德号鲸船要听命于雷达站的远程监控，那么亚哈船长的英雄主义必要黯然失色。
《红日》最后的画面中，共产主义战士俯瞰着群山，他们的眼睛像老鹰一样——有时候，他们还真得变成老鹰：
“野战军首长陈司令、粟副司令、谭政委的命令，叫我们这个军飞兵前进!飞!懂吗?叫我们长翅膀飞!叫我们变成老鹰!我们团的位置在军的最前面离孟良崮最近，是鹰头鹰嘴!”
所以共产党的部队、部队中的每个战士，就被看作是巨大的猛禽，受到精心训练，只要主人一声令下，就被放出去执行任务。当这支部队最初没有获准参加作战时，团长刘胜就焦躁不安，觉得自己像是被绑住的老鹰：
刘胜看过电报，天色傍近黄昏。他觉得屋里和他的心里都有一股闷气，便信步地踱到沙河边上。
沙河的水滔滔滚滚地奔流着。河边一棵歪斜要倒的树上，有两只不知名的灰色羽毛的鸟，不住地朝着他叫着“咯咯呀呀”的难听的声音。在他的感觉里，这两只鸟和它们的叫声很是可厌，仿佛是在嘲笑他的战斗愿望没有实现似的。
刘胜的部队最终被派往最重要的一条战线，然而，他未能目睹胜利，因为他受了重伤。弥留之际，他对同志们说：“……好好干!……听党的话!……革命到底!”他的领导职务现在由政治委员陈坚接替。新上任的团长开始投身战斗指挥工作，他的步子立刻变得趾高气昂了，就是那种小人物突然晋升“高位”的得意姿态，这是扭捏作态的“英雄”人物之典型。在当时的情形下，他的装腔作势显得滑稽而突兀。
从战友的流血获得力量的陈坚，身任团政治委员兼任代理团长职务的陈坚，以他素有的、现在显得更其明朗的英雄姿态，用矫健轻捷步伐，跨出小屋，重又走向热火朝天的前沿阵地上去，开始他的下一阶段的战斗指挥工作。
也许他并未意识到自己的“英雄姿态”，但不管怎样他觉得自己从同志的牺牲中获得了“力量”。《红日》中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就是其中的人物，即便不得不接受在战争这场大游戏中扮演一个微不足道的、算不上英雄的角色时，也能自然而然地摆出英雄主义的姿态。吴强在小说中着力描写战争的冷酷、有血有肉的现实，这样的描写，非但不需要，甚至要杜绝英雄主义的不停表演。英雄主义只能在最关键的时刻展现出来。一个人摆出英雄的步态，预想战争的场面是愚蠢、徒劳、可笑的。当作者将他所认识的“英雄”写成小说，难免给人这样的暗示：英雄主义是如此容被嘲弄模仿，装腔作势的人、沉溺于浮夸幻想之人皆可假装成英雄；还有此处尤为相关的是，英雄主义很容易被接受了政治洗脑的人嘲弄模仿。
《红日》有着肤浅的人物，是一部肤浅的小说。当中有太多英雄人物，作者不堪重负，难以将他们一一区别。读者只在几页里看到了几个个性化的角色，其余人物形象就千人一面了。这些人物受训成为士兵、成为共产主义者，这决定了他们是或将成为公式化的人。他们的思考力、情感，以及对事情的看法都相当有限。令读者难以接受的是吴强对他笔下的“英雄”观察得如此清晰——像身临其境的战地记者那样获得了浅表的清晰画面，但是记着只看到他希望看到的东西。他精湛的新闻笔法，不足以很好地处理小说的主题，当然也不比杨沫那模糊的、印象式的手法高明多少。英雄主义是个深奥的、令人敬畏的主题，要想深入这个主题，也许需要有康拉德的严格自律或是梅尔维尔大胆、原始的想象力。杨沫自己对英雄已是着了迷，不适合来描写这种迷恋。吴强在极尽所能赞扬他的“英雄”人物时，也意识不到自己对英雄的迷恋之情。他承认这部小说对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描写得不够。这的确不错，而且对读者来说，这可能是真正的损失。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未必有那么多反叛思想，或许不会在死亡突然来袭时思考人生或英雄主义的意义。但是这样的人物，至少可以提供新的视角，他的感受力或许还没有完全被装腔作势的作派框限，也许并未完全陷入那传染性的英雄主义迷恋，对这种传染有所警觉，或许对自己“灵魂深处的畏惧”尚有所知，就像伊希梅尔在《白鲸记》中所说：
我，伊希梅尔，是这群水手中的一员。我和他们一起高喊，我的誓言和他们的合而为一。因为我灵魂深处的畏惧，我的呼声比谁都响亮，我的誓愿比谁都坚定。我有一种强烈而神秘的同仇敌忾，亚哈那无法抑制的仇恨似乎就是我的仇恨。我贪婪地探听这杀人魔兽的来历，和同伴们立下誓言，定要来一场廊杀，为亚哈报仇。
事实上，《红日》有大量的动作描写(单凭这一点，不论在资本主义还是在共产主义社会，它都可能受读者青睐)，和对姿态的一系列细腻刻画。但吴强所做不止这些。他告诉我们，从他目睹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的尸体开始，就产生了写一部小说的想法。他想写一部“光彩的战斗”和战争中的“英雄”人物的故事。多年来，多少个不眠之夜，他都在思考如何将这些材料创作成一部小说。经过辛苦的工作，终于完成此书。杨沫，据她自己说，也是非常勤奋的作家，但她主要关注的只是革命的热情。吴强在创作时所思考的问题要复杂得多：
“……我总是记住：不能违背客观生活规律和人物性格、意志而随心所欲。但也绝不让自己完全为生活和人物的自然形态所制约，以至成为自然生活和自然人的奴隶而抛弃自己应享有的自由。”
上文表述含糊其词，需要稍作解释。他所说的“自由”可能是纯粹的自由也可能是他自愿服从官方教条对创作的规定(比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强调人民的“志向”)之自由。“客观生活规律”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生活和人物的自然形态”也许是尚未被意识形态“修整”过的形态，因而值得任何明智之人去观察描写。他认为逼真地描写这样的状态，就是成了“奴隶”。这种搪塞之词真是叫人难受，因为很明显他感觉到了“自由”和“奴役”之间的矛盾。他不愿完全屈从于意识形态。他有自己的想法，也知道这些想法是危险的，可却无法将之弃于脑后。他感觉到意识形态的压迫，却无法逃离现实。
也许他从未想要嘲讽英雄主义，但是，在现实主义框限之中，这位小说家既要描绘如此泛滥的英雄主义，又要使这种英雄主义令人信服，单从技术层面来看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吴强总是小心地防范，不想被“人物的自然形态”所“奴役”，也许他从未试图去探索一个人摆出的姿态和真实的他之间的细微差别。但是，他依据自己的真实经验来创作，自然不可避免地反映出共产党实行操控的事实，对此事实共产党觉得没有必要隐瞒。小说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是十二名战士的入党仪式(与刘胜的追悼会同时举行)。仪式在一个刚刚夺取的黑沉沉的山洞中、在孟良崮决战前夜举行。许多士兵都参加了，大家充满敬畏，激情燃烧。这本身是个动人的场面：神秘、肃穆、恐怖，再现了英雄重生的神话。
“悲痛的、愤怒的、充满信心的、力量宏伟的、低沉雄浑的歌声，在这个黑沉沉的山洞里回旋萦绕了许久许久，才渐渐地奔流到洞外面去，奔流向整个沂蒙山的各个高峰大谷去。”
但是如果读者回想起这之前60页的叙述，这画面的震撼力便瞬间消失了。那儿，两位政治委员正在谈论这样一幕戏的准备工作：
“啊!那好!”潘文藻〔团政治部主任〕说。“过去，我们在发展党员上太保守了，有关门主义的作风。野战军政治部、军政治部指示，要在火线上发展党员，举行火线上入党宣誓。挑选一些勇敢的、诚实的、肯学习的，吸收到党内来!我来，就是要跟你们谈这个问题的。”
“我们打算这样做!”罗光说着，把党员的情况和发展对象的情况，向潘文藻叙述了一下。
“不要打算打算的!在火线上考查干部、战士对党的忠心，在火线上发展优秀分子入党!要提高战斗力，保证胜利，这是重要的环节!过去，我们对这一点认识不足!”
官僚主义的套话(“政策”、“指示”、“发展”、“考查”)，机械化的用词(“吸收”、“环节”、“链条”)，以及共产党对士兵的自如掌控，这些帮助我们看清了这“火线上入党宣誓”场面的神秘与诗意之下的真相。当作者，我想他是无心地，告诉我们这幕后对话之后，这个本来可能是“重生仪式”的情节在读者看来竟成了女巫的安息日。
吴强生于1910年。我不了解他在1930年代作为左翼作家联盟成员时出版了哪些作品，只知他还有两部中篇小说，《他高高举起雪亮的小马枪》和《养马的人》，分别于1953、1954年出版。《红日》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杨沫生于1915年，《青春之歌》是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他们现在都已步入中年，但是直到近几年，即中共开始大跃进的1958年之后，他们才渐渐成为知名作家。
没有证据表明这两位作家不是支持当权政治的，但是作为小说作家，他们似乎都有自己的见地。他们的作品之所以被出版，并且受到中共的赞誉，也许是因为小说中大量的口号、无产阶级的鼓动话语和政治“分析”，符合了审查的要求。但是非共产主义世界的评论家不应被这些“意味深长的段落”所误导。如果要把一部小说作为小说来研究——哪怕是中共政权下出版的小说——它的含意与其他因素一定是密不可分的；这些因素包括结构和形式、隐喻和象征手法、以及语言的韵律和色彩。如果小说蕴含某种“世界观”，这世界观不一定是由作者努力求其“正确”的那些段落传递出来的。就是这两部小说，我们也可以从当中许多段落看到中国作家怎样交出了他们的灵魂。但是如果书中还有一些迹象显示他们有些困惑、有些模棱两可或思想上有所保留的话，那就说明他们并没有完全交出自己的灵魂。据我所知，集权主义要求彻底的屈服。我这么说，当然不是为集权主义辩护，只是想指出人的灵魂是不屈不挠的，尤其是艺术家的灵魂。
杨沫和吴强都是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创作，但是他们的“世界观”——根据我目前不完全的分析，因为此文只谈了“英雄和英雄崇拜”——是个人化的，这一点颇有意味、鼓舞人心。在描写1946年的江苏之战和1947年的山东之战时，吴强甚至发现了敌人，七十四师的师长张灵甫，也具有某些“英雄”特质。似乎吴强从未尝试要证明孟良崮之战共产党之所以取胜是由于“历史的潮流”，我也不知道无论是小说家还是史学家怎样能证明这一点。共产党此次取胜原因只有一个：他们的敌人犯了错误，而他们知道怎样利用这些错误。这一点吴强的叙述中说得很清楚。
如果《红日》中有悲剧英雄的话，那应该就是国民党军官张灵甫，他英勇、骄傲，有人惧怕他、仇恨他。让我引用一段他和他的参谋长的对话：
“还有，师长!你一生打对了九十九仗，这一仗打错了!”(参谋长说)
“又错在哪里?”
“错在孤军突出，过分自信!”
常胜将军惨遭失败——现代版的项羽或关羽的故事——皆是因为他的自负和过分自信，即希腊人所说的傲慢自大(hubris)——这正是一个悲剧的主题。吴强当然不会是写这故事的人，但是他至少暗示了这个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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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写于夏济安在华盛顿大学参与“中国现代史项目”期间。First published source：Hsia， T. A. 1963. “Heroes and Hero-Worshipin Chinese Communist Fiction.” The China Quarterly，No.13(Jan.-Ma.)，pp.113-138.©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