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伯父的一生用坎坷二字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可谓凄凄惨惨。
我的爷爷我没有见过，他是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百姓了，据说是在解放战争时被军队困在城里饿死的，有个很出名的老电影叫<<兵临城下>>就是描写的这段历史，当然电影里没有我的爷爷了。
伯父是家里的老大，爷爷不在的日子里起着长兄代父的作用，处处都要给弟弟妹妹做个榜样，所以学习很刻苦，靠自己的本事考入了国高。国高的教育水平很高，是日本人为了奴化中国人而办的，老师基本都是日本人，除正常开设的课程以外主要就是教日语，所以国高毕业生学的最不好的人，也够个三等日语翻译水平。我不知道伯父学的怎样，所以也就不知道他的日语水平的真实程度了，但他的汉语水平很高我是知道的。伯父从来没有在我的面前说过一句日语，我小时候多次让他说日本话给我听听，伯父说什么也不说，理由是全忘了。到底是全忘了还是根本就不会说，到今天我也是不知道，仍然是个迷。伯父国高毕业后，就进了满洲国政府工作，具体部门是民生部，做小职员，同事几乎都是日本人。我问伯父，单位的日本人欺负中国的同事不，伯父说不欺负，表面都很客气。伯父说这些日本人不是军人，是老百姓。
这个民生部的房子现在还在，外表灰灰的，我多次去过，已经是文物保护单位了，门前还立了说明文字的牌子。现在这所三层高的楼房归吉林省化工设计院使用。
末代皇帝浦仪一生的经历也是十分坎坷，后来抱着光复大清帝国的梦想，在日本人反复劝说下来到东北当上了满洲国的皇帝。由于浦仪的个人经历，导致他特别的多疑，尤其对日本人更是不信任。多次向日本关东军提出要组建自己的军队，日本人也不好总不给浦仪这个皇上的面子，只好同意他组建自己的军队，但严格限制其编制，只允许设一个保卫皇上的护卫队。可是这支护卫队人员素质比较低，都是没念过什么书的人，甚至有个队长还让皇后婉容的肚子大了起来，把个浦仪气得哇呀呀地暴叫，于是又多次向日本人提出要培养军官。日本人也觉得连皇后都敢拿来随便用的人，也确实是不象个军官的样子，无奈只好又妥协了一下，同意建一所小规模的军事学校，但要由日本人管理，以培养宪兵为目的，而不是浦仪要求的培养军官。地点选在吉林市，而没设在新京长春，怕的是浦仪直接调动搞事儿。浦仪也只好同意，但提出选拔学员的标准一是要忠君二是要有文化，日本人则提出还要不反日、会说日本话。这样伯父便以合适的人选被送到吉林市宪兵学校学习，条件待遇都很好。开学时浦仪还亲自训了话，非常重视。但就是学习苦了点，科目特多，不仅有文化课，还有军事课、体能课、竞技课等，什么射击、驾驶、拳击、柔道、摔跤、长跑、游泳、攀缘、烹饪、音乐、礼仪等，居然还有弈术，也就是围棋，几乎就没有不学的东西。首批学员共招收40名，采取淘汰制，主要以竞技课为淘汰标准，每两个月淘汰5名学员。八个月之后仅留20名做为正式生。伯父咬牙坚持，终于以第12名的成绩被保留了下来，成为正式的宪兵学生。伯父的命运就这样第一次被改写了。
哪知道世事难料，国际形势急转直下，欧洲战场轴心国兵败如山倒，说完就完了。日本人一看不好，马上对浦仪说快跑，这浦仪也觉得事态很有些不妙，越发觉得这日本人靠不住，便对日本关东军说，为安全计，应调集更多的军队护驾。日本人说已经没有军队可调了，另外需要带的人员与东西已经把火车装得满满的了，实在无法再容纳军人了，还是恭请皇上赶快出发“东狩”吧，不然就来不及了。可是这日本人也没料到这浦仪关键时刻居然来了倔脾气，说不增军队死也不走。日本人说既然皇上非要增加军队来保护，那就请皇上说说哪里还有军队可以调吧，皇上要是能说出来，我们当然也乐意。一听日本人这么说，浦仪马上来了劲头，说吉林市还有我的20名学生兵呢，速速调来。
原来这浦仪是想要中国人的军队保护自己，觉得越是这样关键的时刻越是不能相信日本人。日本人无奈，只好立即电告吉林宪兵学校，要那20个中国宪兵学生坐最快的汽车，以最快的速度，全副武装前来长春火车站报道，执行护驾皇上“东狩”任务。两个半小时后，包括伯父在内的20名全副武装宪兵学生便赶到了长春火车站。可是列车上确实已经没有一个多余的座位了，浦仪说可以把我的御餐厅的椅子拿来，让他们就挤在我这节车厢的两头吧。这样伯父等宪兵学生就以皇上的贴身侍卫的身份随驾“东狩”了，出发的时间是1945年8月11日晚9时。由于是临危受命，伯父等学生兵更是忠心耿耿，居然一路未坐，一直保持站立的姿势到达了通化。稍加休整后，列车继续前行，13日终于来到了铁路的尽头，图门江边的临江县的大栗子沟，也就是现在的大栗子镇。
大栗子是个以开采铁矿为主的小镇子，由日本人负责开采，所以有铁路通到这里，没想到拉铁矿石用的铁路被皇上利用了。1999年的冬天我还特意来过大栗子，那日本人建的小小的火车站还在，黄色的，只是上了锁，已经不用了，但也没建新的。车站名字大栗子三个字是隶书红色的。现在每天有一趟班车到达这里，是小火车。此时的铁矿已经停止开采多年了。镇子上的房子排列整齐，还有一些日式的老房子存在。镇子离江边很近，风景优美，空气清新，两块卵子般的大石头静静地躺在江的中心，有人文雅地说象栗子，因而这个地方便有了大栗子这个名字。浦仪曾经呆过五个晚上的房子重新修复变成纪念馆了，不过是个微型的，名字叫“末代皇帝浦仪行宫纪念馆”，好象是浦杰写的字，我记不太清了，反正是用的皇家专用的杏黄色。当年金日成将军就是在这里领着一伙人过江返回朝鲜的，所以对面朝鲜的那个地方已经开辟成革命圣地了，用来对朝鲜的青少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站在江边就能看到对面山上，高高矗立的红旗形状的水泥做的巨型纪念碑，以及又红又大的标语口号，当然是用朝文写的了。
浦仪到了大栗子后，住在日本矿长的家里，这是这个小地方最好的房子了。其它跟随来的400多人均随便安排在皇上的周围驻扎，伯父等宪兵学生就睡在露天地里，为此伯父等还与住在房子里的日本兵有过争吵与殴打，可能是伯父出手重了点，当场就打昏了两个日本兵，在旁的吸了鸦片的皇后婉容还拍手叫好，气得日本人要统统地抓起来，后来还是浦仪给说了情，这日本人才放过伯父等人。
大家本以为到了这里就安全了，那知道刚刚休息了几天，又传来了消息，用日本人的话说，就是这里不太平了，皇上需要马上继续“巡狩”。可是这回日本人对浦仪说的是回通化换乘军用飞机去日本，所以不仅不能带贴身侍卫，就是自己的亲人也只能跟走七八个，连妃子也不行了。浦仪无奈，便对一直站在他身后的曾用玻璃瓶子为他gan过面片儿的伯父说，你只能留下了，这一趟你护驾有功，本来是该行赏的，可是现在这种状况也没什么可以赏赐的了，就把我坐的这两把椅子赏给你吧。等我回来的时候，提拔你为侍从武官，授少校军衔。伯父当时激动得热泪盈眶，还没等说叩谢隆恩呢，浦仪就被日本人给连拉带拽地走了，浦仪离开大栗子的时间是8月18日的黄昏。当时妃子李玉琴哭着喊着，拽着浦仪的袖子不放，说你走了我们可怎么办呀，这荒郊野外的。浦仪皱了皱眉头说，你们随后坐火车去日本，李玉琴说坐火车能去日本吗？浦仪说，怎么不能？三天就到了。站在旁边的伯父说了话，说，请娘娘放心，我来保护你，有我在，就有娘娘在！浦仪见状，马上说，对对对，就让他护送你吧。
当浦仪坐飞机在沈阳机场降落时，还以为迎接他的是日本关东军呢，那成想居然是长着弯勾鼻子的苏联红军。从此浦仪开始了从皇上到公民的漫长而痛苦的改造历程。
被扔下的伯父小心翼翼地保护着皇妃李玉琴和皇上赐给的那两把御椅回到了新京长春，这个时候的长春终于光复了，伯父那个高兴劲呀，就别提了。立马脱下日本的马裤黄军服和耷拉着两块尿布似的帽子，便一头扎到了重建家园的热潮中去，参加了政府工作。遗憾的是伯父再次走错了路线，站错了队伍。误以为只要是给中国人自己做事就是光荣的正确的。没成想自己加入的政府是个反动的而且还是个短命的国民政府。
我念大学的时候，皇妃李玉琴在大庙图书馆的期刊部窗口工作，负责对外借阅。我曾借机多次“觐见”过皇妃，我见她的时候她已经是个中年妇女的样子了，胖胖的，短发，戴个淡黄色透明镜架的眼镜，只是她那无言的贵族气质，叫我每次见她时都不自觉地有些敬畏，她鼓励我“好好读书”的话语至今记忆犹新。两年前她悄悄地离去了，这样，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位皇妃也不在了。
1948年东北解放后，本来伯父因是个有为的知识青年，而被当时组建不久的东北人民大学的首任校长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看中，要伯父立即到学校报到。可是在办手续的时候，组织一审查，认为伯父的历史有问题，拒绝他加入到革命的教师队伍里来。校长张学思也很无奈，说没有办法，这是组织上的决定。不久根据党的政策，凡是满洲国时期在东北有过工作经历的人，只要不是教师不是医生，统统都做汉奸处理。浦仪当然是最大的汉奸了，伯父则是正宗的汉奸。又由于伯父曾参加过国民政府工作，所以又多了一条罪状，那就是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按理说就伯父的这些历史问题，是完全应该被镇压的，可是当时主管伯父案子的那个干部是个很有文化的人，充分理解党的政策，认为伯父没有什么具体的反动行为，又不是现行，而且还是个青年学生，所以就把伯父从轻发落，下放到一个十分落后的叫乾安县的站字乡的一个最偏僻的大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劳动改造，以期获得新生。这个大队的名字我记不得了。
乾安县城我在九十年代中期多次去过，我去的时候这个县城仍然十分落后，就连好一点质量的冰棍儿都生产不了，全县以盐硷地为主，就连农业也十分落后，象点样的道路更是几乎没有。当时美国之音知道了这里的路不好，特意进行了一次报道，播出的新闻题目叫<<世界上最坏的路，跑世界上最好的车>>。因为当时这个县的临县开采石油，油田使用的很多车都是日本的丰田和三凌，可是这么好的车不到一年就坏，油田人认为是日本汽车质量有问题，于是就向日方索赔，日方不同意，就出现了国籍纠纷。后来日本汽车在中国的电视广告词就成了“有路的地方就有丰田车”，言外之意是没路的地方即使有丰田车也跑不了。
伯父被下放到这里接受贫下中农的劳动改造，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做梦也没想到会有个这么好结局。于是带着我奶奶，还有那两把皇上赐给的木椅子，便来到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大队的领导对伯父的到来表示了低调的欢迎，说这里的农业很落后，主要靠牧业维持生活，所以伯父也不能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只能从事牧业劳。于是就让伯父给生产队里放马，这样，伯父就成了地地道道的牧马人了。
由于伯父有文化，人又实在，所以得到了当地的贫下中农的认可。每逢过年过节的时候，都让伯父帮助写个对子什么的。伯父也十分乐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以此来报答贫下中农的厚爱。有时还偷偷地帮助生产队里写个大字报、年终总结什么的。后来就有个梳大辫子的当地姑娘就看中了伯父，托人说合。伯父对这个姑娘也是十分乐意，认为这个大辫子姑娘人好能干又漂亮，关键是成份好，三代贫农，根红苗正，是个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好姑娘。一来二去的接触，两个人又有了新的认识，都认为对方是理想人选，时间长了便准备要结婚。
可是就在这关键的时刻，队长找伯父进行了一次长谈。说，按国家规定，姑娘嫁人，所在大队就要把原来划分给她的口粮田收回来，再由男方所在大队负责重新调配口粮田。如果要是嫁给本队的，就不动口粮田了。可是我的伯父是城市户口，虽然说是在这里永远改造，但并没有口粮田，所吃的粮食由大队按量供给，数量也就是个勉强糊口。如果这个姑娘要是嫁给伯父了，就要收回她的口粮田，而我的伯父这边又没有划拨新的口粮田的资格。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姑娘嫁给了伯父，就没饭吃了。而生产队供给伯父与奶奶的两份口粮本来数量就勉强维持，如果再增加一个人口那就会肯定挨饿了。这还不说，如果今后有了孩子的话，根据党的政策是要随母亲的，而母亲已经是没有口粮田的黑人了，孩子就更没有口粮田了，也落不了户，落不了户就上不了学。上不了学还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孩子长大了，连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资格也没有了，也就是说孩子长大后连农民都做不成了，直接进入盲流行列。所以这个婚到底结不结，队长让伯父自己拿主。伯父经过一个多月的思想斗争，以及女方家人的极力反对，终于决定与大辫子姑娘分手。从此伯父终于知道了自己是没有资格结婚的人了。后来听说那个大辫子姑娘说什么也不想嫁人了，直到30多岁才在家人逼迫下，嫁给了一位死了老婆的有五个孩子的腿有残疾的赶车老板子。我的伯父听到这个消息后消沉了一两年还多，打击实在是有些大。
六十年代初期，党的政策逐渐发生变化，省里的水力系统越来越重要，还要组建自己所属的中小学校，为子弟解决学习的问题。有一位曾经也到过伯父下放的大队劳动过的水力干部，与伯父比较熟悉。他落实政策后，回到省水力系统做主管教育的领导，具体负责组建水力中小学校。由于缺少合格的老师，所以这位与伯父同劳过动的领导突然想起了伯父可以做一名很好的老师，于是力排众议，把伯父弄了回来，进了省水力子弟学校教语文。
好了没两年，文化大革命就来了，伯父因历史问题被停止教课，但学校确实缺老师，外加伯父为人忠 厚，所以学校领导又让伯父改教美术，说伯父的字写得好。
很快，文革高潮就来临了，伯父再次被停课。这回是接受批判，大会小会都要参加。参加就是站在前面，脖子上挂个用纸壳做的牌子，先反省检查，然后接受大家的批斗，几乎天天如此。
文革后期，学校恢复上课，学校这回让伯父改教音乐，因为在革命斗争中发现伯父学唱革命样板戏很有腔有调。
文革后期有位与伯父关系比较好的吴老师要给伯父介绍对象，说有个姓梅的姑娘人好又漂亮。伯父觉自己历史问题严重，不适合找对象，就婉言谢绝了。两年后这位吴老师又多次向伯父提亲，女方还是那位梅姑娘。对伯父说人家梅姑娘是咱们子弟校第一界中学毕业生，知道你的情况，对你也比较了解。梅姑娘就想找个象你一样有文化有知识的人，现在在第二百货商店做店员，卖手表的。希望伯父有机会去商店看看，就装作是看手表。伯父想来想去，还是决定不要打扰人家的姑娘为好，因为自己的历史问题十分严重，今后怎么回事还不好说，可别把人家的姑娘给连累了。另外已经有了一次前车之鉴，实在是怕了。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不断深入，伯父唱歌也教不了了，就去当了体育老师。教体育伯父也是完全能够胜任的，据说伯父做的各种体育高难动作，就连科班出身的年轻体育老师都做不到，尤其是教武术更是无人能比，深受学生的欢迎。
由于教了体育，课节就少了下来，空余时间也就多了起来了。没什么事的伯父就经常到那位给介绍过对象的吴老师家里去玩围棋。每去，吴老师都要提起那个当店员的梅姑娘，希望伯父能去商店看看。还告诉伯父梅姑娘当班的时间，说梅姑娘如何如何的好看，到商店一眼就能看到，十分醒目。人也很好，特别是脾气好，能干活。从没与顾客打过架，多次被评为优秀售货员，还是党员积极分子。人家梅姑娘对你很有好感，还一直等着你呢。
有一天伯父没事，决定去商店装作买表，要看看这个梅姑娘。这一看不要紧，到把伯父气了个够呛，还争吵了几句。几天后传来梅姑娘的话，说弄误会了，要亲自对伯父进行解释，但伯父实在是不想听什么解释。从此伯父无论吴老师怎么说也不再搭拢这个事儿了。听说那梅姑娘哭了多少回。伯父从此就发誓不再去那个百货商店了，尤其是不再看商店里的手表了。就这样，伯父的命运再次被改写了。
商店事件过去了很久很久以后，吴老师还劝过伯父，并反复问伯父到底是因为什么不同意了。伯父这才一五一十地把那天去商店发生的事儿说了出来。
原来伯父那天装做买表的样子去看梅姑娘，可是伯父发现那位店员也并非象中间人吴老师说的那样好看，很是普通了点。由于伯父在柜台前徘徊的次数多了一点，引起这位姑娘的注意与警觉。就对伯父说，你买手表吗？如果不买就别在这总看了，手表也没什么好看的，就上海牌子一种，120块钱一块。你有表票吗？伯父一听需要表票就愣了一下，因为自己没有表票。那女店员可能也看出来伯父没有表票。就又说了，要买表就必须有表票，另外还得有单位出具的证明信，证明表票确实是属于你的，缺一不可。如果没有就回去想办法吧，别在这浪费时间了。末了还说了句我看你这人思想有问题的话。伯父一听她这么一说，就有些不高兴。就说，我看看表也不行吗？店员姑娘说，看看当然行了，要是不仅仅是看表就不行了，如果你真的是看手表的话，你就回单位，让组织给你开一封看表的介绍信来，我会让你好好看的，但是现在不行。伯父气得不行，转身就回来了。
吴老师一听也觉得这个姑娘做的不很好，虽然姑娘也没什么不对的地方，要看手表回单位开个介绍信来再看也很正常，没毛病，但还是认为姑娘做的有点不对。就说哪天我问问梅姑娘到底是怎么回事。一年后，吴老师终于弄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了。原来伯父见到的那个女店员并不是那个梅姑娘。那天本来是梅姑娘的班，但那天梅姑娘的父亲突然病了，梅姑娘就找了别人给替了一天的班。后来替班的那个女店员也说了发生的这件事情，并且还向商店领导汇报了详细情况。说有个人行为不正常，总是在手表柜台前晃荡，可能是要搞破坏什么的，让他回单位开介绍信，他也没再来，看来真是有问题。商店领导也说，现在阶级斗争比较复杂，要密切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敌人亡我之心不死，商店重地，尤其要提高警惕，千万别给美蒋特务以可乘之机。梅姑娘一听是误会造成的就后悔不迭，伯父知道事情的真相后也后悔异常。但悔之已晚，事过境迁了。
听说伯父结婚后还真的偷偷去商店看了一次梅姑娘，果然漂亮柔顺，性格好得了不得。
1978年与伯父相衣为命的奶奶去世了，只剩下伯父一个人了。伯父仍然当着体育老师，从此以后伯父就再也没有被换过科目，直到退休。
奶奶是汉人，小脚，很注意自己的形象，短发总是弄得黑黑的亮亮的，经常穿黑色的肥腿裤子和浅兰色斜襟立领布上衣。不知道为什么平时奶奶很少出门，也很少说话，只是我在的时候，才与我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也算是与我玩了。由于伯父挣的是工资，只养活俩个人，开销不大，所以就显得经济有些宽余。邻居家生了小孩子，又舍不得给孩子买牛奶喝，就把那不可多得的奶票送给我奶奶用。这样，奶奶就可以用这个奶票每天早晨买到一小圆瓶鲜牛奶了。每当我去的时候，奶奶就把这瓶牛奶给我喝了。奶奶年纪大了，注意力跟不上，几次把牛奶给熬噗了，眼见着白白的牛奶化为乌有，奶奶就心痛得不得了，好几天了还叨咕着。我最爱闻的就是奶奶熬奶时发出的那个奶香味，可惜现在的奶再也熬不出那种香味了。
伯父最爱吃的就是熟鸡豆腐与五香豆腐了，这两种熟食品在当时是这个城市独有的东西，其它城市是无法见到的。也无需凭票，粮票也不用，也不限量，可以直接用钱购买。伯父经常晚上下了班，就去街里买一点回来，下酒。每当伯父就酒吃熟鸡豆腐的时候就会叹气，我问他为什么要叹气，他就一笑，说不为什么。如果我反复问的话，他就说叹气舒服一些。有时伯父还会带我去一家最好的饭店买这座城市里最好的也是唯一的一毛钱一根的冰棍儿。好吃，但就是太贵。其它地方的冰棍最贵的也就是五分钱，所以每次伯父就给我买一根，我如果还要，伯父就说下次再买。于是我就盼着下一次。
这个饭店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当时就是个很老的饭店了，我们都管它叫国营饭店，它不是普通老百姓能敢来用餐的地方。我工作以后也一直没敢来这里用餐，主要是心里有些敬畏。即使是在谈对象的时候，也只是在这家饭店对面的附属店里领着女朋友吃过一次包子，遗憾的是那包子并没有期盼的好吃。当年宋美龄来长春鼓励将士奋勇冲杀的时候，每天就是在这里吃饭的。以讲究著称的宋美龄对这里的饭菜很是受用，尤其是对每次给她上菜的小伙子很是欣赏，说懂点规矩。要不是后来战事吃紧了，宋美龄还打算把这个小伙子带回去做总统府后厨的下手。当时给他上菜的这位摆台的小伙子直到去年才故去，葬礼我参加了，因为他的儿子是我的同事，我多次吃过他在家里做的菜，味道与样式是有些与众不同。昨天又惊闻宋美龄在美国也仙逝了，终年106岁。唉，一个时代就这样无情地过去了。
奶奶与伯父住的房子是这个城里到处都是的日式二楼小房子，墙厚，窗户小，房间多，木地板，管道煤气。楼道里永远都是那淡淡的煤气与其它气体混合的味道，我把它称做是城市的味道。奶奶走后房间里就更加显得空空荡荡的了，只是皇上赏赐的那两把椅子还在。
两年以后，伯父的同事又给伯父介绍了一个对象。这个人是个老姑娘，40出头了，家里都是农村的，可她不知道为什么高中毕业就到城里的一家小工厂里做了会计，其实就是出纳。瘦瘦的，短发，个子也矮，大约也就一米五几吧，给我的感觉就是干巴巴的，缺少姑娘应有的丰润。言语也不是很多，见到我也就是礼貌地应酬几句。偶尔也有笑出声来的时候，就算是个爽快人吧。
1982年伯父与她结了婚，这年伯父正好60岁。婚礼很简单也很正规，俩人就住在那日式的房子里。可能是俩人的年龄都很大了才结婚的缘故，矛盾很快就产生并逐渐多了起来，以至于我都知道了。我也多次劝过他们。
1984年因城市改造，伯父住的那所日式的老房子被推倒了。伯父搬家时，把那一双皇帝赏赐的木椅子给了我。说没人识货，伯母不喜欢，几次想把它当垃圾扔掉。就我还懂一点它的价值，让我拿回去留着用。
伯父与伯母搬到了一所新盖的房子里去了，两室一厅。住房条件好了，伯父与伯母也就正式分居而眠了，一人一间睡房。他们的矛盾从此也全面地展开了。我已经开始劝他们离婚了，可是伯母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干。外加离婚手续异常复杂而漫长，需要双方单位逐一审查，核实，然后调节，规劝，行政干预，领导谈话。实在不行了才能出具手续，批准离婚。这样才能开始进入真正的法律程序，可是就从进入法律程序后最快也得一年半载的才能离。记得我的一位邻居进行离婚大战，经历了12年的风风雨雨后，法院才判离。可是当事人之一却没有接到这份迟到的判决书，因为他头一天因病去世了，闹了个终身遗憾。
伯父后来也打得厌倦了，就连婚也懒得去离了，心里暗暗的。对我说，算了吧，不离就不离吧，这么大岁数了，有个人做伴也好，就是打仗也得有个对手。由于没离成婚，伯父的命运第三次被改写了。
由于伯父的婚姻是这个样子，伯父的心情就一直不是很好，很少有笑的时候。身体也越来越坏了，开始是前列腺增生，尿不出尿来，后来又脑轻度中风，手不很好使了，再后来就有些帕金森了，腿颤抖得迈不开步。伯母又不做饭，所以伯父的生活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我给找了几个保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每个保姆没干几天就都不干了，问伯母，伯母也说不知道，奇怪。没办法，只能我每周去一趟，看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做，再根据伯父的要求买一些食品什么的。伯父自己每天对付着做点吃的。但这一切都没有阻挡住他们战争的升级，而且已经发展到动手的程度。我一去调解，双方就都有充分的理由和委屈，我也难断他们的家务事，只能双方规劝，让他们互相忍耐。可是战争仍在继续，伯父的病也经常发作，病情越来越严重了。有一点我真的很弄不明白，就是伯父是怎样动手打的人，因为他自己连下床都费劲，手颤抖，腿难行。能勉强扶墙走个十米八米的就很不错了，还得中间休息一下，怎么能打得到动作很是灵敏的伯母呢？可是每次伯母都会给我看她胳膊与身上的淤青。
1991年冬天的一个下午，5点来钟了，单位领导突然让我出差去江城，坐6点30分的火车。我本来这个时间是要去看伯父的，可是一算时间，又觉得有点来不及，因为还得现买票。那个时候买火车票还是比较困难的，不是你随时想买就可以买到的。我想也就两天三天的，速去速回，回来马上就去看伯父也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于是就去了火车站。虽知伯父的命运因我的突然出差而被化成了句号。
大概也就是在这个5点多钟的同时，伯父伯母又一次开战了，开始是激烈的文斗，紧接着是武力之战。结果是伯父被重重地打倒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浑身都是被踢踩的脚印子，颤抖在那里无法起来。5点30分左右伯母愤然而走，家里终于归于了平静。两天之后，邻居感觉有些不对，因为在伯母出走之后，并没有发现伯父的动静，于是在第三天的时候，一面通知派出所，一面破门而入。此时的伯父已经在水泥地上趟了两天三夜，邻居进来的时候已经奄奄一息了。邻居马上通知伯父的单位和医院，那时还没有120、 110什么的。
而本应最多三天就回来的我，在江城很很偶然地认识了一位能歌善舞的漂亮的朝鲜族姑娘，她是李鹏总理曾经工作过的那个丰满水电站的三级电工，名字叫白香兰，这一年她刚满19岁。从此我的命运也改变了，影响至今。由于认识了白姑娘，所以我就又在江城耽搁了三天。等我回来时，伯父的所有后事都已经料理完毕了。
我欲哭无泪。
伯父身无长物，就一套单位分的房子由伯母以未亡人的身份继承了，记得伯母正式得到房子所属权的那一天，笑得从没有过的灿烂。
半年之后我与白姑娘正式分手了，分手的那一天白姑娘哭得跟个泪人似的，把我也给弄得柔肠寸断。
白姑娘的歌唱得真的很好听，有点专业水平，她最爱给我唱的就是<<金日成将军之歌>>，每次见面都要先给我唱一遍，因为她总是说我就是她的将军。让我无法忘记的还有她那亲手盖起来的小房子，不知道她那娇小的身躯是怎样有这么大的能量的，就连她的哥哥都觉得不可思意。她的字也写得很好，更好的是她写的信，每每见到她的信我都不敢相信是她自己写的，后来她当我的面亲手写了一封情意绵绵的长信时，我才彻底相信了。
听说与我分手后的第二年她处了个男朋友，男朋友是个黑社会的头面人物，在一次黑帮火拼中亲手血刃了一个对手，被警察投入了死牢，后来在弟兄们上下打点下，改为死缓。从此白姑娘就成了她男朋友这个帮派的领军人物了，江湖上都尊称她为嫂子。
1993年11月，她托人辗转稍来口信，说她很怀念过去，希望我能把与她在一起时的照片送给她保留，她想时常看看。我很爽快地答应了，约好在江城宾馆见面。我便找了个出差的机会又去了一趟江城。我到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白姑娘已经等我多时了。宾馆外面有些穿着黑皮鞋黑裤子黑雕皮反毛短上衣的年轻人，平头，墨镜。白姑娘见我来了，笑盈盈地从宾馆的大堂里迎了出来，贴身的白西服，白皮鞋，头发短短的。她还是那么年轻漂亮，只是又多了些少妇的风韵。伸出来与我相握的小手还是那样的温润绵软。
在宾馆的餐厅她请我吃了饭，不知道为什么，大白天的，整个大厅空荡荡的，就我们两个人在用餐，几个一身黑衣的小伙子远远地笔直地站立着。她请我吃的是hele条、尖椒干豆腐、酸菜粉。大约吃了半个小时的功夫，一个黑衣小伙子端着一个不锈钢的圆盘，洁白的毛巾上放着接通了的黑色大哥大。说，嫂子这个电话很重要。白姑娘拿起电话，说，是我，然后轻轻地嗯了两声，就结束了，把电话又交给那个小伙子。然后微笑地对我说，真的不好意思，今天有点急事，这饭不能吃了，你坐我的车回去，我再派一辆送你。说完就起身了。宾馆的院子里又多了一些黑衣服的小伙子以及绿衣服的警察。我也不好多说，只是说了声再见就上了她的奔驰车出了大门，果然我的车后面还有一辆车跟着，好象是切诺基。
再后来听说她统一了江湖，成了江城黑帮的老大，呼风唤雨无所不能，但我没有再见过她，她也没有找过我。
1995年十一前的一天，我的一个在省法院工作的朋友给我来了个电话，说你有个相好的姓白吧，我说是的，你怎么知道？他说我不仅知道而且还知到得很详细。我说为什么？他说关于你与白姑娘的恋情我这就有厚厚的两个大卷综。然后又告诉我，那个姓白的姑娘已于昨天上午10时整被枪决了，理由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后来他还说了些什么我就听不清了，脑袋嗡嗡地直响。
我屈指算了一下，这一年白姑娘刚好24岁。
刚接完法院朋友的这个电话，民政局又来电话了，说殡仪馆失火，保留在殡仪馆的伯父的骨灰没了，我愕然不已。
就这样伯父彻底地不在了。
但那两把皇上坐过的椅子还在。一把在我的书房，我一直坐着，给我带来了很多写作上的灵感。另一把放在了我卧室前的阳台里，总是堆满着我脱下的脏衣服等待着去洗。近些年来文物又吃了香，有些古董商人不知从那个渠道知道了我有这两把皇上坐过的椅子，就来问，出价逐渐增高，已达两万。我没有卖。到不是因为它是皇上坐过的，也不是因为它能给我带来创作上的灵感，而仅仅是因为它是伯父给的。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我的爷爷我没有见过，他是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百姓了，据说是在解放战争时被军队困在城里饿死的，有个很出名的老电影叫<<兵临城下>>就是描写的这段历史，当然电影里没有我的爷爷了。
伯父是家里的老大，爷爷不在的日子里起着长兄代父的作用，处处都要给弟弟妹妹做个榜样，所以学习很刻苦，靠自己的本事考入了国高。国高的教育水平很高，是日本人为了奴化中国人而办的，老师基本都是日本人，除正常开设的课程以外主要就是教日语，所以国高毕业生学的最不好的人，也够个三等日语翻译水平。我不知道伯父学的怎样，所以也就不知道他的日语水平的真实程度了，但他的汉语水平很高我是知道的。伯父从来没有在我的面前说过一句日语，我小时候多次让他说日本话给我听听，伯父说什么也不说，理由是全忘了。到底是全忘了还是根本就不会说，到今天我也是不知道，仍然是个迷。伯父国高毕业后，就进了满洲国政府工作，具体部门是民生部，做小职员，同事几乎都是日本人。我问伯父，单位的日本人欺负中国的同事不，伯父说不欺负，表面都很客气。伯父说这些日本人不是军人，是老百姓。
这个民生部的房子现在还在，外表灰灰的，我多次去过，已经是文物保护单位了，门前还立了说明文字的牌子。现在这所三层高的楼房归吉林省化工设计院使用。
末代皇帝浦仪一生的经历也是十分坎坷，后来抱着光复大清帝国的梦想，在日本人反复劝说下来到东北当上了满洲国的皇帝。由于浦仪的个人经历，导致他特别的多疑，尤其对日本人更是不信任。多次向日本关东军提出要组建自己的军队，日本人也不好总不给浦仪这个皇上的面子，只好同意他组建自己的军队，但严格限制其编制，只允许设一个保卫皇上的护卫队。可是这支护卫队人员素质比较低，都是没念过什么书的人，甚至有个队长还让皇后婉容的肚子大了起来，把个浦仪气得哇呀呀地暴叫，于是又多次向日本人提出要培养军官。日本人也觉得连皇后都敢拿来随便用的人，也确实是不象个军官的样子，无奈只好又妥协了一下，同意建一所小规模的军事学校，但要由日本人管理，以培养宪兵为目的，而不是浦仪要求的培养军官。地点选在吉林市，而没设在新京长春，怕的是浦仪直接调动搞事儿。浦仪也只好同意，但提出选拔学员的标准一是要忠君二是要有文化，日本人则提出还要不反日、会说日本话。这样伯父便以合适的人选被送到吉林市宪兵学校学习，条件待遇都很好。开学时浦仪还亲自训了话，非常重视。但就是学习苦了点，科目特多，不仅有文化课，还有军事课、体能课、竞技课等，什么射击、驾驶、拳击、柔道、摔跤、长跑、游泳、攀缘、烹饪、音乐、礼仪等，居然还有弈术，也就是围棋，几乎就没有不学的东西。首批学员共招收40名，采取淘汰制，主要以竞技课为淘汰标准，每两个月淘汰5名学员。八个月之后仅留20名做为正式生。伯父咬牙坚持，终于以第12名的成绩被保留了下来，成为正式的宪兵学生。伯父的命运就这样第一次被改写了。
哪知道世事难料，国际形势急转直下，欧洲战场轴心国兵败如山倒，说完就完了。日本人一看不好，马上对浦仪说快跑，这浦仪也觉得事态很有些不妙，越发觉得这日本人靠不住，便对日本关东军说，为安全计，应调集更多的军队护驾。日本人说已经没有军队可调了，另外需要带的人员与东西已经把火车装得满满的了，实在无法再容纳军人了，还是恭请皇上赶快出发“东狩”吧，不然就来不及了。可是这日本人也没料到这浦仪关键时刻居然来了倔脾气，说不增军队死也不走。日本人说既然皇上非要增加军队来保护，那就请皇上说说哪里还有军队可以调吧，皇上要是能说出来，我们当然也乐意。一听日本人这么说，浦仪马上来了劲头，说吉林市还有我的20名学生兵呢，速速调来。
原来这浦仪是想要中国人的军队保护自己，觉得越是这样关键的时刻越是不能相信日本人。日本人无奈，只好立即电告吉林宪兵学校，要那20个中国宪兵学生坐最快的汽车，以最快的速度，全副武装前来长春火车站报道，执行护驾皇上“东狩”任务。两个半小时后，包括伯父在内的20名全副武装宪兵学生便赶到了长春火车站。可是列车上确实已经没有一个多余的座位了，浦仪说可以把我的御餐厅的椅子拿来，让他们就挤在我这节车厢的两头吧。这样伯父等宪兵学生就以皇上的贴身侍卫的身份随驾“东狩”了，出发的时间是1945年8月11日晚9时。由于是临危受命，伯父等学生兵更是忠心耿耿，居然一路未坐，一直保持站立的姿势到达了通化。稍加休整后，列车继续前行，13日终于来到了铁路的尽头，图门江边的临江县的大栗子沟，也就是现在的大栗子镇。
大栗子是个以开采铁矿为主的小镇子，由日本人负责开采，所以有铁路通到这里，没想到拉铁矿石用的铁路被皇上利用了。1999年的冬天我还特意来过大栗子，那日本人建的小小的火车站还在，黄色的，只是上了锁，已经不用了，但也没建新的。车站名字大栗子三个字是隶书红色的。现在每天有一趟班车到达这里，是小火车。此时的铁矿已经停止开采多年了。镇子上的房子排列整齐，还有一些日式的老房子存在。镇子离江边很近，风景优美，空气清新，两块卵子般的大石头静静地躺在江的中心，有人文雅地说象栗子，因而这个地方便有了大栗子这个名字。浦仪曾经呆过五个晚上的房子重新修复变成纪念馆了，不过是个微型的，名字叫“末代皇帝浦仪行宫纪念馆”，好象是浦杰写的字，我记不太清了，反正是用的皇家专用的杏黄色。当年金日成将军就是在这里领着一伙人过江返回朝鲜的，所以对面朝鲜的那个地方已经开辟成革命圣地了，用来对朝鲜的青少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站在江边就能看到对面山上，高高矗立的红旗形状的水泥做的巨型纪念碑，以及又红又大的标语口号，当然是用朝文写的了。
浦仪到了大栗子后，住在日本矿长的家里，这是这个小地方最好的房子了。其它跟随来的400多人均随便安排在皇上的周围驻扎，伯父等宪兵学生就睡在露天地里，为此伯父等还与住在房子里的日本兵有过争吵与殴打，可能是伯父出手重了点，当场就打昏了两个日本兵，在旁的吸了鸦片的皇后婉容还拍手叫好，气得日本人要统统地抓起来，后来还是浦仪给说了情，这日本人才放过伯父等人。
大家本以为到了这里就安全了，那知道刚刚休息了几天，又传来了消息，用日本人的话说，就是这里不太平了，皇上需要马上继续“巡狩”。可是这回日本人对浦仪说的是回通化换乘军用飞机去日本，所以不仅不能带贴身侍卫，就是自己的亲人也只能跟走七八个，连妃子也不行了。浦仪无奈，便对一直站在他身后的曾用玻璃瓶子为他gan过面片儿的伯父说，你只能留下了，这一趟你护驾有功，本来是该行赏的，可是现在这种状况也没什么可以赏赐的了，就把我坐的这两把椅子赏给你吧。等我回来的时候，提拔你为侍从武官，授少校军衔。伯父当时激动得热泪盈眶，还没等说叩谢隆恩呢，浦仪就被日本人给连拉带拽地走了，浦仪离开大栗子的时间是8月18日的黄昏。当时妃子李玉琴哭着喊着，拽着浦仪的袖子不放，说你走了我们可怎么办呀，这荒郊野外的。浦仪皱了皱眉头说，你们随后坐火车去日本，李玉琴说坐火车能去日本吗？浦仪说，怎么不能？三天就到了。站在旁边的伯父说了话，说，请娘娘放心，我来保护你，有我在，就有娘娘在！浦仪见状，马上说，对对对，就让他护送你吧。
当浦仪坐飞机在沈阳机场降落时，还以为迎接他的是日本关东军呢，那成想居然是长着弯勾鼻子的苏联红军。从此浦仪开始了从皇上到公民的漫长而痛苦的改造历程。
被扔下的伯父小心翼翼地保护着皇妃李玉琴和皇上赐给的那两把御椅回到了新京长春，这个时候的长春终于光复了，伯父那个高兴劲呀，就别提了。立马脱下日本的马裤黄军服和耷拉着两块尿布似的帽子，便一头扎到了重建家园的热潮中去，参加了政府工作。遗憾的是伯父再次走错了路线，站错了队伍。误以为只要是给中国人自己做事就是光荣的正确的。没成想自己加入的政府是个反动的而且还是个短命的国民政府。
我念大学的时候，皇妃李玉琴在大庙图书馆的期刊部窗口工作，负责对外借阅。我曾借机多次“觐见”过皇妃，我见她的时候她已经是个中年妇女的样子了，胖胖的，短发，戴个淡黄色透明镜架的眼镜，只是她那无言的贵族气质，叫我每次见她时都不自觉地有些敬畏，她鼓励我“好好读书”的话语至今记忆犹新。两年前她悄悄地离去了，这样，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位皇妃也不在了。
1948年东北解放后，本来伯父因是个有为的知识青年，而被当时组建不久的东北人民大学的首任校长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看中，要伯父立即到学校报到。可是在办手续的时候，组织一审查，认为伯父的历史有问题，拒绝他加入到革命的教师队伍里来。校长张学思也很无奈，说没有办法，这是组织上的决定。不久根据党的政策，凡是满洲国时期在东北有过工作经历的人，只要不是教师不是医生，统统都做汉奸处理。浦仪当然是最大的汉奸了，伯父则是正宗的汉奸。又由于伯父曾参加过国民政府工作，所以又多了一条罪状，那就是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按理说就伯父的这些历史问题，是完全应该被镇压的，可是当时主管伯父案子的那个干部是个很有文化的人，充分理解党的政策，认为伯父没有什么具体的反动行为，又不是现行，而且还是个青年学生，所以就把伯父从轻发落，下放到一个十分落后的叫乾安县的站字乡的一个最偏僻的大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劳动改造，以期获得新生。这个大队的名字我记不得了。
乾安县城我在九十年代中期多次去过，我去的时候这个县城仍然十分落后，就连好一点质量的冰棍儿都生产不了，全县以盐硷地为主，就连农业也十分落后，象点样的道路更是几乎没有。当时美国之音知道了这里的路不好，特意进行了一次报道，播出的新闻题目叫<<世界上最坏的路，跑世界上最好的车>>。因为当时这个县的临县开采石油，油田使用的很多车都是日本的丰田和三凌，可是这么好的车不到一年就坏，油田人认为是日本汽车质量有问题，于是就向日方索赔，日方不同意，就出现了国籍纠纷。后来日本汽车在中国的电视广告词就成了“有路的地方就有丰田车”，言外之意是没路的地方即使有丰田车也跑不了。
伯父被下放到这里接受贫下中农的劳动改造，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做梦也没想到会有个这么好结局。于是带着我奶奶，还有那两把皇上赐给的木椅子，便来到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大队的领导对伯父的到来表示了低调的欢迎，说这里的农业很落后，主要靠牧业维持生活，所以伯父也不能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只能从事牧业劳。于是就让伯父给生产队里放马，这样，伯父就成了地地道道的牧马人了。
由于伯父有文化，人又实在，所以得到了当地的贫下中农的认可。每逢过年过节的时候，都让伯父帮助写个对子什么的。伯父也十分乐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以此来报答贫下中农的厚爱。有时还偷偷地帮助生产队里写个大字报、年终总结什么的。后来就有个梳大辫子的当地姑娘就看中了伯父，托人说合。伯父对这个姑娘也是十分乐意，认为这个大辫子姑娘人好能干又漂亮，关键是成份好，三代贫农，根红苗正，是个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好姑娘。一来二去的接触，两个人又有了新的认识，都认为对方是理想人选，时间长了便准备要结婚。
可是就在这关键的时刻，队长找伯父进行了一次长谈。说，按国家规定，姑娘嫁人，所在大队就要把原来划分给她的口粮田收回来，再由男方所在大队负责重新调配口粮田。如果要是嫁给本队的，就不动口粮田了。可是我的伯父是城市户口，虽然说是在这里永远改造，但并没有口粮田，所吃的粮食由大队按量供给，数量也就是个勉强糊口。如果这个姑娘要是嫁给伯父了，就要收回她的口粮田，而我的伯父这边又没有划拨新的口粮田的资格。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姑娘嫁给了伯父，就没饭吃了。而生产队供给伯父与奶奶的两份口粮本来数量就勉强维持，如果再增加一个人口那就会肯定挨饿了。这还不说，如果今后有了孩子的话，根据党的政策是要随母亲的，而母亲已经是没有口粮田的黑人了，孩子就更没有口粮田了，也落不了户，落不了户就上不了学。上不了学还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孩子长大了，连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资格也没有了，也就是说孩子长大后连农民都做不成了，直接进入盲流行列。所以这个婚到底结不结，队长让伯父自己拿主。伯父经过一个多月的思想斗争，以及女方家人的极力反对，终于决定与大辫子姑娘分手。从此伯父终于知道了自己是没有资格结婚的人了。后来听说那个大辫子姑娘说什么也不想嫁人了，直到30多岁才在家人逼迫下，嫁给了一位死了老婆的有五个孩子的腿有残疾的赶车老板子。我的伯父听到这个消息后消沉了一两年还多，打击实在是有些大。
六十年代初期，党的政策逐渐发生变化，省里的水力系统越来越重要，还要组建自己所属的中小学校，为子弟解决学习的问题。有一位曾经也到过伯父下放的大队劳动过的水力干部，与伯父比较熟悉。他落实政策后，回到省水力系统做主管教育的领导，具体负责组建水力中小学校。由于缺少合格的老师，所以这位与伯父同劳过动的领导突然想起了伯父可以做一名很好的老师，于是力排众议，把伯父弄了回来，进了省水力子弟学校教语文。
好了没两年，文化大革命就来了，伯父因历史问题被停止教课，但学校确实缺老师，外加伯父为人忠 厚，所以学校领导又让伯父改教美术，说伯父的字写得好。
很快，文革高潮就来临了，伯父再次被停课。这回是接受批判，大会小会都要参加。参加就是站在前面，脖子上挂个用纸壳做的牌子，先反省检查，然后接受大家的批斗，几乎天天如此。
文革后期，学校恢复上课，学校这回让伯父改教音乐，因为在革命斗争中发现伯父学唱革命样板戏很有腔有调。
文革后期有位与伯父关系比较好的吴老师要给伯父介绍对象，说有个姓梅的姑娘人好又漂亮。伯父觉自己历史问题严重，不适合找对象，就婉言谢绝了。两年后这位吴老师又多次向伯父提亲，女方还是那位梅姑娘。对伯父说人家梅姑娘是咱们子弟校第一界中学毕业生，知道你的情况，对你也比较了解。梅姑娘就想找个象你一样有文化有知识的人，现在在第二百货商店做店员，卖手表的。希望伯父有机会去商店看看，就装作是看手表。伯父想来想去，还是决定不要打扰人家的姑娘为好，因为自己的历史问题十分严重，今后怎么回事还不好说，可别把人家的姑娘给连累了。另外已经有了一次前车之鉴，实在是怕了。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不断深入，伯父唱歌也教不了了，就去当了体育老师。教体育伯父也是完全能够胜任的，据说伯父做的各种体育高难动作，就连科班出身的年轻体育老师都做不到，尤其是教武术更是无人能比，深受学生的欢迎。
由于教了体育，课节就少了下来，空余时间也就多了起来了。没什么事的伯父就经常到那位给介绍过对象的吴老师家里去玩围棋。每去，吴老师都要提起那个当店员的梅姑娘，希望伯父能去商店看看。还告诉伯父梅姑娘当班的时间，说梅姑娘如何如何的好看，到商店一眼就能看到，十分醒目。人也很好，特别是脾气好，能干活。从没与顾客打过架，多次被评为优秀售货员，还是党员积极分子。人家梅姑娘对你很有好感，还一直等着你呢。
有一天伯父没事，决定去商店装作买表，要看看这个梅姑娘。这一看不要紧，到把伯父气了个够呛，还争吵了几句。几天后传来梅姑娘的话，说弄误会了，要亲自对伯父进行解释，但伯父实在是不想听什么解释。从此伯父无论吴老师怎么说也不再搭拢这个事儿了。听说那梅姑娘哭了多少回。伯父从此就发誓不再去那个百货商店了，尤其是不再看商店里的手表了。就这样，伯父的命运再次被改写了。
商店事件过去了很久很久以后，吴老师还劝过伯父，并反复问伯父到底是因为什么不同意了。伯父这才一五一十地把那天去商店发生的事儿说了出来。
原来伯父那天装做买表的样子去看梅姑娘，可是伯父发现那位店员也并非象中间人吴老师说的那样好看，很是普通了点。由于伯父在柜台前徘徊的次数多了一点，引起这位姑娘的注意与警觉。就对伯父说，你买手表吗？如果不买就别在这总看了，手表也没什么好看的，就上海牌子一种，120块钱一块。你有表票吗？伯父一听需要表票就愣了一下，因为自己没有表票。那女店员可能也看出来伯父没有表票。就又说了，要买表就必须有表票，另外还得有单位出具的证明信，证明表票确实是属于你的，缺一不可。如果没有就回去想办法吧，别在这浪费时间了。末了还说了句我看你这人思想有问题的话。伯父一听她这么一说，就有些不高兴。就说，我看看表也不行吗？店员姑娘说，看看当然行了，要是不仅仅是看表就不行了，如果你真的是看手表的话，你就回单位，让组织给你开一封看表的介绍信来，我会让你好好看的，但是现在不行。伯父气得不行，转身就回来了。
吴老师一听也觉得这个姑娘做的不很好，虽然姑娘也没什么不对的地方，要看手表回单位开个介绍信来再看也很正常，没毛病，但还是认为姑娘做的有点不对。就说哪天我问问梅姑娘到底是怎么回事。一年后，吴老师终于弄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了。原来伯父见到的那个女店员并不是那个梅姑娘。那天本来是梅姑娘的班，但那天梅姑娘的父亲突然病了，梅姑娘就找了别人给替了一天的班。后来替班的那个女店员也说了发生的这件事情，并且还向商店领导汇报了详细情况。说有个人行为不正常，总是在手表柜台前晃荡，可能是要搞破坏什么的，让他回单位开介绍信，他也没再来，看来真是有问题。商店领导也说，现在阶级斗争比较复杂，要密切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敌人亡我之心不死，商店重地，尤其要提高警惕，千万别给美蒋特务以可乘之机。梅姑娘一听是误会造成的就后悔不迭，伯父知道事情的真相后也后悔异常。但悔之已晚，事过境迁了。
听说伯父结婚后还真的偷偷去商店看了一次梅姑娘，果然漂亮柔顺，性格好得了不得。
1978年与伯父相衣为命的奶奶去世了，只剩下伯父一个人了。伯父仍然当着体育老师，从此以后伯父就再也没有被换过科目，直到退休。
奶奶是汉人，小脚，很注意自己的形象，短发总是弄得黑黑的亮亮的，经常穿黑色的肥腿裤子和浅兰色斜襟立领布上衣。不知道为什么平时奶奶很少出门，也很少说话，只是我在的时候，才与我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也算是与我玩了。由于伯父挣的是工资，只养活俩个人，开销不大，所以就显得经济有些宽余。邻居家生了小孩子，又舍不得给孩子买牛奶喝，就把那不可多得的奶票送给我奶奶用。这样，奶奶就可以用这个奶票每天早晨买到一小圆瓶鲜牛奶了。每当我去的时候，奶奶就把这瓶牛奶给我喝了。奶奶年纪大了，注意力跟不上，几次把牛奶给熬噗了，眼见着白白的牛奶化为乌有，奶奶就心痛得不得了，好几天了还叨咕着。我最爱闻的就是奶奶熬奶时发出的那个奶香味，可惜现在的奶再也熬不出那种香味了。
伯父最爱吃的就是熟鸡豆腐与五香豆腐了，这两种熟食品在当时是这个城市独有的东西，其它城市是无法见到的。也无需凭票，粮票也不用，也不限量，可以直接用钱购买。伯父经常晚上下了班，就去街里买一点回来，下酒。每当伯父就酒吃熟鸡豆腐的时候就会叹气，我问他为什么要叹气，他就一笑，说不为什么。如果我反复问的话，他就说叹气舒服一些。有时伯父还会带我去一家最好的饭店买这座城市里最好的也是唯一的一毛钱一根的冰棍儿。好吃，但就是太贵。其它地方的冰棍最贵的也就是五分钱，所以每次伯父就给我买一根，我如果还要，伯父就说下次再买。于是我就盼着下一次。
这个饭店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当时就是个很老的饭店了，我们都管它叫国营饭店，它不是普通老百姓能敢来用餐的地方。我工作以后也一直没敢来这里用餐，主要是心里有些敬畏。即使是在谈对象的时候，也只是在这家饭店对面的附属店里领着女朋友吃过一次包子，遗憾的是那包子并没有期盼的好吃。当年宋美龄来长春鼓励将士奋勇冲杀的时候，每天就是在这里吃饭的。以讲究著称的宋美龄对这里的饭菜很是受用，尤其是对每次给她上菜的小伙子很是欣赏，说懂点规矩。要不是后来战事吃紧了，宋美龄还打算把这个小伙子带回去做总统府后厨的下手。当时给他上菜的这位摆台的小伙子直到去年才故去，葬礼我参加了，因为他的儿子是我的同事，我多次吃过他在家里做的菜，味道与样式是有些与众不同。昨天又惊闻宋美龄在美国也仙逝了，终年106岁。唉，一个时代就这样无情地过去了。
奶奶与伯父住的房子是这个城里到处都是的日式二楼小房子，墙厚，窗户小，房间多，木地板，管道煤气。楼道里永远都是那淡淡的煤气与其它气体混合的味道，我把它称做是城市的味道。奶奶走后房间里就更加显得空空荡荡的了，只是皇上赏赐的那两把椅子还在。
两年以后，伯父的同事又给伯父介绍了一个对象。这个人是个老姑娘，40出头了，家里都是农村的，可她不知道为什么高中毕业就到城里的一家小工厂里做了会计，其实就是出纳。瘦瘦的，短发，个子也矮，大约也就一米五几吧，给我的感觉就是干巴巴的，缺少姑娘应有的丰润。言语也不是很多，见到我也就是礼貌地应酬几句。偶尔也有笑出声来的时候，就算是个爽快人吧。
1982年伯父与她结了婚，这年伯父正好60岁。婚礼很简单也很正规，俩人就住在那日式的房子里。可能是俩人的年龄都很大了才结婚的缘故，矛盾很快就产生并逐渐多了起来，以至于我都知道了。我也多次劝过他们。
1984年因城市改造，伯父住的那所日式的老房子被推倒了。伯父搬家时，把那一双皇帝赏赐的木椅子给了我。说没人识货，伯母不喜欢，几次想把它当垃圾扔掉。就我还懂一点它的价值，让我拿回去留着用。
伯父与伯母搬到了一所新盖的房子里去了，两室一厅。住房条件好了，伯父与伯母也就正式分居而眠了，一人一间睡房。他们的矛盾从此也全面地展开了。我已经开始劝他们离婚了，可是伯母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干。外加离婚手续异常复杂而漫长，需要双方单位逐一审查，核实，然后调节，规劝，行政干预，领导谈话。实在不行了才能出具手续，批准离婚。这样才能开始进入真正的法律程序，可是就从进入法律程序后最快也得一年半载的才能离。记得我的一位邻居进行离婚大战，经历了12年的风风雨雨后，法院才判离。可是当事人之一却没有接到这份迟到的判决书，因为他头一天因病去世了，闹了个终身遗憾。
伯父后来也打得厌倦了，就连婚也懒得去离了，心里暗暗的。对我说，算了吧，不离就不离吧，这么大岁数了，有个人做伴也好，就是打仗也得有个对手。由于没离成婚，伯父的命运第三次被改写了。
由于伯父的婚姻是这个样子，伯父的心情就一直不是很好，很少有笑的时候。身体也越来越坏了，开始是前列腺增生，尿不出尿来，后来又脑轻度中风，手不很好使了，再后来就有些帕金森了，腿颤抖得迈不开步。伯母又不做饭，所以伯父的生活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我给找了几个保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每个保姆没干几天就都不干了，问伯母，伯母也说不知道，奇怪。没办法，只能我每周去一趟，看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做，再根据伯父的要求买一些食品什么的。伯父自己每天对付着做点吃的。但这一切都没有阻挡住他们战争的升级，而且已经发展到动手的程度。我一去调解，双方就都有充分的理由和委屈，我也难断他们的家务事，只能双方规劝，让他们互相忍耐。可是战争仍在继续，伯父的病也经常发作，病情越来越严重了。有一点我真的很弄不明白，就是伯父是怎样动手打的人，因为他自己连下床都费劲，手颤抖，腿难行。能勉强扶墙走个十米八米的就很不错了，还得中间休息一下，怎么能打得到动作很是灵敏的伯母呢？可是每次伯母都会给我看她胳膊与身上的淤青。
1991年冬天的一个下午，5点来钟了，单位领导突然让我出差去江城，坐6点30分的火车。我本来这个时间是要去看伯父的，可是一算时间，又觉得有点来不及，因为还得现买票。那个时候买火车票还是比较困难的，不是你随时想买就可以买到的。我想也就两天三天的，速去速回，回来马上就去看伯父也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于是就去了火车站。虽知伯父的命运因我的突然出差而被化成了句号。
大概也就是在这个5点多钟的同时，伯父伯母又一次开战了，开始是激烈的文斗，紧接着是武力之战。结果是伯父被重重地打倒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浑身都是被踢踩的脚印子，颤抖在那里无法起来。5点30分左右伯母愤然而走，家里终于归于了平静。两天之后，邻居感觉有些不对，因为在伯母出走之后，并没有发现伯父的动静，于是在第三天的时候，一面通知派出所，一面破门而入。此时的伯父已经在水泥地上趟了两天三夜，邻居进来的时候已经奄奄一息了。邻居马上通知伯父的单位和医院，那时还没有120、 110什么的。
而本应最多三天就回来的我，在江城很很偶然地认识了一位能歌善舞的漂亮的朝鲜族姑娘，她是李鹏总理曾经工作过的那个丰满水电站的三级电工，名字叫白香兰，这一年她刚满19岁。从此我的命运也改变了，影响至今。由于认识了白姑娘，所以我就又在江城耽搁了三天。等我回来时，伯父的所有后事都已经料理完毕了。
我欲哭无泪。
伯父身无长物，就一套单位分的房子由伯母以未亡人的身份继承了，记得伯母正式得到房子所属权的那一天，笑得从没有过的灿烂。
半年之后我与白姑娘正式分手了，分手的那一天白姑娘哭得跟个泪人似的，把我也给弄得柔肠寸断。
白姑娘的歌唱得真的很好听，有点专业水平，她最爱给我唱的就是<<金日成将军之歌>>，每次见面都要先给我唱一遍，因为她总是说我就是她的将军。让我无法忘记的还有她那亲手盖起来的小房子，不知道她那娇小的身躯是怎样有这么大的能量的，就连她的哥哥都觉得不可思意。她的字也写得很好，更好的是她写的信，每每见到她的信我都不敢相信是她自己写的，后来她当我的面亲手写了一封情意绵绵的长信时，我才彻底相信了。
听说与我分手后的第二年她处了个男朋友，男朋友是个黑社会的头面人物，在一次黑帮火拼中亲手血刃了一个对手，被警察投入了死牢，后来在弟兄们上下打点下，改为死缓。从此白姑娘就成了她男朋友这个帮派的领军人物了，江湖上都尊称她为嫂子。
1993年11月，她托人辗转稍来口信，说她很怀念过去，希望我能把与她在一起时的照片送给她保留，她想时常看看。我很爽快地答应了，约好在江城宾馆见面。我便找了个出差的机会又去了一趟江城。我到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白姑娘已经等我多时了。宾馆外面有些穿着黑皮鞋黑裤子黑雕皮反毛短上衣的年轻人，平头，墨镜。白姑娘见我来了，笑盈盈地从宾馆的大堂里迎了出来，贴身的白西服，白皮鞋，头发短短的。她还是那么年轻漂亮，只是又多了些少妇的风韵。伸出来与我相握的小手还是那样的温润绵软。
在宾馆的餐厅她请我吃了饭，不知道为什么，大白天的，整个大厅空荡荡的，就我们两个人在用餐，几个一身黑衣的小伙子远远地笔直地站立着。她请我吃的是hele条、尖椒干豆腐、酸菜粉。大约吃了半个小时的功夫，一个黑衣小伙子端着一个不锈钢的圆盘，洁白的毛巾上放着接通了的黑色大哥大。说，嫂子这个电话很重要。白姑娘拿起电话，说，是我，然后轻轻地嗯了两声，就结束了，把电话又交给那个小伙子。然后微笑地对我说，真的不好意思，今天有点急事，这饭不能吃了，你坐我的车回去，我再派一辆送你。说完就起身了。宾馆的院子里又多了一些黑衣服的小伙子以及绿衣服的警察。我也不好多说，只是说了声再见就上了她的奔驰车出了大门，果然我的车后面还有一辆车跟着，好象是切诺基。
再后来听说她统一了江湖，成了江城黑帮的老大，呼风唤雨无所不能，但我没有再见过她，她也没有找过我。
1995年十一前的一天，我的一个在省法院工作的朋友给我来了个电话，说你有个相好的姓白吧，我说是的，你怎么知道？他说我不仅知道而且还知到得很详细。我说为什么？他说关于你与白姑娘的恋情我这就有厚厚的两个大卷综。然后又告诉我，那个姓白的姑娘已于昨天上午10时整被枪决了，理由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后来他还说了些什么我就听不清了，脑袋嗡嗡地直响。
我屈指算了一下，这一年白姑娘刚好24岁。
刚接完法院朋友的这个电话，民政局又来电话了，说殡仪馆失火，保留在殡仪馆的伯父的骨灰没了，我愕然不已。
就这样伯父彻底地不在了。
但那两把皇上坐过的椅子还在。一把在我的书房，我一直坐着，给我带来了很多写作上的灵感。另一把放在了我卧室前的阳台里，总是堆满着我脱下的脏衣服等待着去洗。近些年来文物又吃了香，有些古董商人不知从那个渠道知道了我有这两把皇上坐过的椅子，就来问，出价逐渐增高，已达两万。我没有卖。到不是因为它是皇上坐过的，也不是因为它能给我带来创作上的灵感，而仅仅是因为它是伯父给的。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