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和谈：麦卡锡和麦卡锡主义（下）
一月 4, 2018 editors 思想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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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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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年底中国内战以民国政府全面失败退守台湾而结束。这对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以人、财、物鼎力相助的盟友来说，美国不仅面对围堵共产主义这一战略挫败，同时还承受着情感上、道义上的责难。然而就在中共宣布在大陆建立红色政权的前两个月，国务院在“中美关系白皮书”中就已经公开批评蒋介石，认为国民政府的失败完全是蒋介石的责任，与美国对华政策无关。《白皮书》是在国务卿艾奇逊主持下由当时国务院第三号人物杰赛普担任主笔。
进入1950年后，国务院开始制定方案，准备一旦中共进攻台湾，第七舰队应该撤离台湾海峡。这种看似非常现实的对外政策让坚持以意识形态作为取舍标准的反共阵营极为反感。1950年1月11日，俄亥俄州参议员塔夫特（Robert Taft，1889-1953。第27任美国总统之子）发表一个对外关系的演讲，他指出：国务院受亲共集团的影响，他们打算抛弃蒋介石，至少已经拱手把中国大陆交给了共产党。《R》P. 93塔夫特的矛头直指艾奇逊。49年后艾奇逊在谁来承担丢失中国责任的争辩中首当其冲。我们承认国共内战的胜败确实有它自己的原因，但是艾奇逊的亲共立场也是十分明显，比如就在法庭作出对希斯有罪判决后，艾奇逊说希斯案子“是一个悲剧”，“我不会因此而抛弃他。”《R》P. 94
时间到了1950年2月9日——林肯纪念日，麦卡锡在西弗吉尼亚州威林镇（Wheeling， West Virginia）作了一个著名的演讲。他说他手里有一份205名仍然是国务院雇员的美国共产党员以及共产主义同情者的名单，比如谢伟思。麦卡锡这具有爆炸性的演讲让他这个当时很多人都还叫不出名字的议员一下子成为诸多报纸的头条新闻，而这一天也给这个自由世界多年来持续不懈的反抗、抵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的深远影响——更多的是负面影响。
如果深入探讨它的形成和发展，我们不难将麦卡锡主义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去分析。广义上的麦卡锡主义可以是自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之后美国社会持久不懈的反共态势，这背后反映的是西方民主自由政治经济的主流文化和价值。而狭义上的麦卡锡主义则是从1950年2月的这一天开始，面对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上升阶段并取得了局部地区胜利这样的社会背景，麦卡锡混淆个人信仰、推崇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同他们实际执行、操作颠覆政府活动这两者的区别——虽然这两者在共产专制国家里往往就是同一件事——而实行的追查共产党的调查活动。
狭义的麦卡锡主义错在美国是一个法制国家，她信奉言论自由、信仰无罪。在美国，共产党是合法组织，任何人不能因为加入其中而遭受国家权力的迫害和打击。此外，虽然颠覆、夺取国家政权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初衷，而且它对世界自由、民主社会的渗透、破坏也从来没有停止，但是反共仍然要以事实和法律作为依据，不能随心所欲，为追求轰动效应而捕风捉影、夸大其辞。所以狭义上的麦卡锡主义从一开始就受到抵制和反对。最后以失败而告结束也就不足为奇了。
1949年第81届国会，民主党又夺回了多数党的地位。当麦卡锡在威林镇发表了对杜鲁门政府的指控后，他实际上“单枪匹马发起了反共十字军东征”《R》P. 96。那时，麦卡锡面临了美共成员的抵抗、国会共和党同僚的不信任及民主党议员的反对。在三面包围和主客观双重不利因素下，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要求麦卡锡提供证据。2月20日麦卡锡又在国会做了一个长达6小时的报告，这次他把国务院共产党人数改成81人，但是没有给出具体名单。民主党认为这样不解决问题，遂通过决议，在外交关系委员会下设立了一个临时“国务院雇员忠诚调查小组委员会”、或者叫泰定斯委员会，（The subcommittee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Loyalty of State Department Employees. Or Tydings Committee）由马里兰州民主党参议员泰定斯（Millard Tydings，1890-1961）出任主席。在多党体制下，党派之间从来不缺相互争斗的议题，反共也不一样。泰定斯委员会很快就演变成在反共议题下的党派之争。
设立泰定斯委员会的目的不是根据麦卡锡的指控，国会去核实国务院是否有那么些共产党员。而是以谁指控谁举证的原则，把麦卡锡当作证人的对待，由他提供他的证据，让参议员去验证和核实。麦卡锡希望泰定斯委员会关起门来听证，而委员会则坚持听证会向民众公开。这样，麦卡锡公布了一份9人的名单，其中有谢伟思、拉铁摩尔和杰赛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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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赛普，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法教授，太平洋关系学会成员并于1939-1940年期间出任学会主席。艾奇逊担任国务卿时被任命为巡回大使，同时主持编纂了旨在解脱国务院”丢失中国”责任的《对华关系白皮书》。另外，战后他作为专家，同希斯共事，代表国务院参与制定《联合国宪章》。因为这层关系，杰赛普觉得他有资格在希斯伪证罪案出具证言，为希斯的人品和清白背书，虽然对希斯隐蔽的个人经历并不了解。自1961年开始，杰赛普出任国际法院法官。
杰赛普成为麦卡锡的目标不是因为他的学者、官员双重职业背景，而是“他同共产主义事业有非同一般的共识”。《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AFC）》 P. 541麦卡锡的根据是，杰赛普认为：“美苏之间的冷战主要是因为双方误解而不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不同。而这些误解可以通过外交方式来解决。”《R》P.130 “就像美国人生活在民主党、共和党党派政治体制下那样，苏联、美国这两种不同政府形式也能共存。”显然，杰赛普这样诠释不管是从当时还是现在的国际政治关系来看都是错误的。把民主社会的多党制同民主和专制两种政治制度放在一起比较的错误在于，多党制度下两党之间有一个相同的目标，而专制则视民主为死敌。
事实是，除了在二战期间出于双方利益需要短暂结为“盟友”，美苏之间不管是冷战，还是在第三国进行的“热战”；不管是情报战还是间谍战以及发展到如今利用网络骇客执意左右美国大选，它们都来源于意识形态上的敌意和对抗。今天，在那些前（后）共产主义国家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也许已经淡化，但是他们从马、列老祖宗那里继承来的基因让俄国、中国不可能与自由、民主调和共处——不管那里使用什么样的“选举”方式。杰赛普只看到事物表面上的相似之处而忽略了后面实质的错误也反映在他对中共的认识上。杰赛普认为：49年前“毛泽东领导的马克思主义游击队代表了中国土生土长的民主运动”。（同上P.130）我们知道毛泽东一生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内涵可以是任何东西，唯独和民主无关。
不过不管怎样不能接受他的观点，这都不足以将杰赛普划入不忠诚（disloyal）甚至说成是共产分子。麦卡锡指责杰赛普未能看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质，可他自己也在犯混淆事物本质和现象的认识错误。正因为如此，麦卡锡简单地将他人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亲共、拥共的立场无限延伸，所以他推导出的结论常常站不住脚，比如拉铁摩尔。
拉铁摩尔出生在中国，在瑞士、英国读完了小学和中学。19岁时回到中国，在一个英国人的贸易公司干活，这让他有机会在中国北方、蒙古、新疆以及亚洲内陆地区旅行。他的旅途见闻、随笔、日记是他十多本书的素材，使他成为美国人蒙古问题的专家。1928年后，拉铁摩尔在哈佛大学注册，在接受哈佛燕京学社等研究团体多项资助后又回到中国。1934年在中国接受《太平洋事务》杂志的邀约出任主编。1937年他第一次到延安，为《美亚》编辑采访毛、周担任翻译。1944年陪同华莱士副总统访问中国、蒙古、西伯利亚远东地区。后来在为《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杂志写的文稿中，拉铁摩尔把他和副总统一行访问的苏联在远东另一个劳改集中营（Magadan labor camp）说成就像是大萧条后美国政府经营的“田纳西山谷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一样，他这种粉饰苏联的倾向同杰赛普有异曲同工之妙。
1948年，一个曾经担任过驻希腊大使馆“临时代办”的苏联人向联邦调查局指控，说一个克格勃官员告诉他，拉铁摩尔是苏联间谍。（见维基）
1950年3月22日，麦卡锡泰定斯听证会上用“苏联头号间谍”的罪名指控拉铁摩尔，他说国务院和联邦调查局档案能够证明拉铁摩尔是希斯那个间谍网的头儿。他还发誓，说他愿意把自己全部信誉都压在这一指控上面。这无疑比一个月前的演讲更进了一步，全美有影响的报纸都用头版报道了这一指控。
同杰赛普、希斯这些学者和政府高级官员相比，拉铁摩尔以他早年在东亚生活和工作经历确立了他远东研究的权威地位。虽然他从来没有在华盛顿坐过办公室，也没有直接参与国务院制定对外政策，但这不等于他对美国政府没有影响。尤其是日本侵华及珍珠港事件使美国外交重心朝亚洲倾斜，这让拉铁摩尔角色变得举足轻重。因此罗斯福任命他担任蒋介石的顾问。不幸的是，拉铁摩尔并不看好民国政府，因为他早已把个人情感投射到共产主义运动上去了。那时他同他太平洋关系学会的同事以及40年代美国亲共群体“中国通”中大部分人，比如哈佛历史教授费正清等一样，都认为毛泽东在中国搞的只是一场土地改革运动，中国共产党是一群平均地权论者（agrarian）。
40年代美国的“中国通”（China Hand）是如此地热衷推销此道，他们实际是在淡化中共意识形态色彩，因为这样就可以把延安同莫斯科区别开来，从而达到回避中共同美国利益潜在的矛盾和冲突的效果。然后再理直气壮地建议将对华政策调整为不偏袒国共任何一方而实际上是提升中共的地位。1948年拉铁摩尔出席由国务卿马歇尔主持的一个重要会议，商量是否应该缩减对民国政府的援助。拉铁摩尔用“现实主义”作为理由，不赞成继续无条件地支援蒋介石，他说过去这样做已经损害了美国的形象。《R》P.122他还提出美国应该撤出朝鲜、日本，让他们自己直接同亚洲的邻居打交道。不难看出，那时拉铁摩尔并不赞成美国亚洲外交政策，他蒋介石顾问一职的影响也是消极的。
在泰定斯听证会上，麦卡锡的证人是卜登兹，不过他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拉铁摩尔是间谍 ，他的证言来自于道听途说。FBI的档案里也没有直接证据，如果有的话，胡佛一定会在那关键时刻支持麦卡锡。“如果拉铁摩尔真的影响了美国对华政策导致毛胜蒋败，而且他同时正好又是美共党员，那么给他带上共产党的代理人的帽子可能比苏联间谍更靠谱。”《R》P.123
确实，麦卡锡不难从拉铁摩尔写的书和他编辑的《太平洋事务》杂志文章里找出他认同苏联共产主义那套理论的观点，但是那和苏联间谍没有直接关系。麦卡锡的错误太明显了，以至于失去了党内同僚的信任。参议员塔夫特说他（把拉铁摩尔说成是苏联间谍）“完全是轻举妄动”。《AFC》P. 543）共和党其他同事也表示，他们支持麦卡锡更多的由于私下关系和共同利益，而不是因为觉得他的指控站得住脚。《R》P. 56倒是拉铁摩尔在听证会上的自我辩护显得十分充分，有力。如果不是金日成发动了朝鲜战争，麦卡锡主义很可能就会失去它的动力。
朝鲜战争让共产主义在亚洲的威胁又一次现实化了，在担忧第三次世界随时可能爆发的情况下，美国社会对“丢失中国”的思考有了具体和现实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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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25日凌晨，金日成军队突然越过38线向南朝鲜发动了进攻，这是自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成功后共产党国家联合起来向亲西方亚洲民主政权发动的第一次正面、直接进攻，给杜鲁门政府一个措手不及。就在当年1月份，国务卿艾奇逊刚刚抛出一个不包括南朝鲜和台湾在内的西太平洋环形防线计划，那后面透露出来的信息可以解读成：在丢失中国大陆后，美国不会使用自己军事力量来保卫南朝鲜。这同拉铁摩尔早先的建议十分相似。如今在苏联人的支持下，金日成向半岛南部大举进攻，（当时还不清楚中共背地里也参与了谋划，并且答应提供军事支援。）美国围堵共产主义的外交政策、保卫弱国反对武装侵略的道义责任以及维持亚洲区域和平与安全这些主张又一次受到了考验。“当时的舆论普遍认为，北朝鲜的军事进攻是苏联测试美国的底线，如果美国不能抵抗，其他局部侵略就会跟着发生，并可能导致全面战争。”《AFC》P.557
27日，面临朝鲜危机，在对国家安全利益作出新的评估后，杜鲁门政府转变了他的远东战略，授权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1880-1964）使用美国海、空军力量以防止仁川——汉城一线落入敌手。6月30日，杜鲁门进一步采纳了麦克阿瑟要在朝鲜使用美国陆军的建议。美国政府这个转变，从根本上否定了40年代末以来外交政策和主张。同上P. 558
美军地面部队不应该被用于亚洲大陆这个建议是战后马歇尔在中国“调和”以及出任杜鲁门政府国务卿时提出来的，被杜鲁门总统所接受，后来成为美国拒绝涉足国共内战的理由。那么问题是，同样都在远东，同样发生在二战结束后，同样是遭遇共产主义的进攻，美国在中国和南朝鲜两个政权面临危局时的应对策略是如此不同，这就给历史留下来研究的空间。
诚然，任何时候美国对外执行援助或者不援助政策都可以出于现实和理性的考虑，都可以给出合适的理由来解释。但二战后短短几年里，杜鲁门政府从放弃在中国抵抗共产主义的机会，47年却到希腊去围堵苏联势力，现在又投入到抵抗金日成的朝鲜战争，那么“围堵”（containment）政策究竟是无条件地适用到共产主义头上，还是有选择性地区别对待不同国家？如果是后者，那么依据和标准是什么？如果这些问题没有明确答案，那么那些不能继续支持中华民国的理由就显得牵强而站不住脚。这反过来正好给那种是亲共官员将盟友出卖给了中共的推理提供了逻辑证据。而这就让麦卡锡对拉铁摩尔、杰赛普以及太平洋关系学会的攻击变得真实了。这样一来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当时支持麦卡锡的人那么多，因为民众的头脑中开始产生也许麦卡锡的的指控并非空穴来风的想法。
9月份，在参议院国防部长任命听证会上，参议员塔夫脱说马歇尔在中国的错误导致了今日朝鲜半岛的局面。麦卡锡的攻击也没有停止过。在罗列的一条一条“罪状”中，麦卡锡指责马歇尔在四十年代末国务院决定抽撤对蒋介石的援助决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说：（和艾奇逊一起）马歇尔儒弱的远东外交政策导致战后朝鲜半岛上发生了一场毫无意义的屠杀。……，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削弱美国军事实力和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从而损害我们抵制邪恶的意志。《R》P.190
7月20日，参议院以45对37票（完全根据党派投票。）通过了泰定斯委员会的报告。报告否定了麦卡锡对杰赛普、拉铁摩尔和谢伟思等人的指控，并指责“麦卡锡对事实的篡改到了一个危险的地步”。泰定斯委员会的结论是：“共产主义并没有渗透到政府部门内”。《R》P.135然而就在调查报告通过时，FBI宣布逮捕了替苏联收集、递送有关核武器情报的卢森堡夫妇。卢森堡被捕前曾经是位于新泽西的美国陆军信号兵工程实验室的工程师，属于联邦雇员。这就是为什么到了53年麦卡锡手里有了实权时，美国陆军就成了他反共的目标。
泰定斯委员会公开听证让麦卡锡成为全国知名的政治人物，且朝鲜战争加深了民众对共产主义威胁的紧迫性和严重性的意识，那种民情、民意或略了麦卡锡缺乏证据、夸大其词、随意指控他人那些做法的弊病。那一年民调对麦卡锡的支持不降反升。11月国会中期选举，共和党成功地将“反共”作为竞选议题，民主党除折损几名重量级议员外，最有象征意义的莫过于泰定斯参议员输掉了选举，他的席位被由麦卡锡一手物色的挑战者所夺取。而在全国范围，当时由麦卡锡助选的其他参议员统统都获得胜利。另外加州的尼克松在联邦参议员竞选中亦大胜对手晋级成功。
1952年是共和党大胜之年。他们在民主党掌握行政权20年后首次入主白宫，同时还赢回了参、众两院多数党席位。麦卡锡本人在威斯康辛州也以54%的票数连任成功，并被分配坐上了参议院重量级的“政府运作委员会”（Government Operations Committee）主席交椅，同时还是它下设的一个永久性专门负责调查的小组委员会(Permanent Subcommittee on Investigations )主席，这给了麦卡锡很大的权力。可以说，那年选举将麦卡锡主义推上了顶峰。自53年1月开始的15个月里，麦卡锡主持的调查委员会一共举行了169个听证会，对象包括美国之音、美国陆军等；传唤了653个证人，其中一半曾经或者仍然是政府、军队雇员。在调查美国陆军的过程中，麦卡锡遇到了他政治生涯中的致命对手。
1954年初，陆军在同麦卡锡打了半年交道后，反控麦卡锡和他首席律师科恩（Roy Cohn）曾经为他们底下一个助手向军方寻求不正当的优惠待遇。麦卡锡认为这一指控是陆军对他的调查的报复。这样，麦卡锡暂时让出常设调查委员会主席的位置，成了被调查的证人。1954年4月参议院开始了持续36天陆军/麦卡锡的调查听证会。就是那时，公众从电视实况转播中看到了麦卡锡在听证会上是怎样恃强凌弱、使用威胁恐吓的手法，他的民调支持率从年初的50%一下子掉到了34%（维基），这样，调查陆军成了麦卡锡的“滑铁卢”。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佛兰德斯（Ralph Flanders）首先向麦卡锡发难，建议取消麦卡锡调查委员会主席一职。最后，共和党参议员达成共识，参议院通过了对麦卡锡的“谴责”议案（censure）。麦卡锡因此一蹶不振，他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开始衰落。1957年5月麦卡锡在参议员职位上去世。
按照美国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历史教授亚瑟·赫门在他《重新审视美国最让人讨厌的参议员的生平和遗产》（Arthur Herman、《Reexamining the Life and Legacy of America’s Most Hated Senator 》）一书介绍会上提到的：53年麦卡锡在共和党掌握行政和立法权后继续追查共产党就会伤害本党利益，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何况他那时已经掌握了实权，政治前景看好。如果见好就收，等待机会，日后一定还有机会。但是麦卡锡的反共调查没有停。由于历来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反共的积极意义大于具体操作手法上的缺陷，换一句话说，当一个人不需要为他的错误付代价时，就会让他失去自我约束和调控的必要了。这样，当麦卡锡按照他的方法一如既往地继续追查共产党时，麦卡锡主义也就同时走向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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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5月2日，麦卡锡因急性肝炎在位于马里兰州的贝蒂斯海军医院去世（Bethesda Naval Hospital），时年49岁。作为在任联邦参议员，有70名联邦议员参加了他的国葬仪式，数千人瞻仰了他的遗体。仪式结束后麦卡锡遗体被运回他的家乡安葬。
麦卡锡或者麦卡锡主义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他当年那独特而又偏执的斗志留给公众社会的影响和印象却从来没有完全消失过。这些年来，凡是发生一些类似的社会现象，或者在公众面前某些权势人物表现出让常人难以理喻的性格特征时，人们就会想到麦卡锡。事实上，最近一些年来，那些在麦卡锡时代使用频率很高的词又重新被人提及。比如“猎巫”（witch hunt），引申为“政治迫害”——当官场人物因丑闻受到司法、立法部门调查时，他们常常用这来表明自己的清白、攻击对手；再如“病态的撒谎者”（pathologic liar），指撒谎成性的人——当一个公众人物撒谎的范围、程度和频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时，人们更愿意相信那是一种病理状态而不受人的自主意识控制，因为我们还不想承认人性能够如此丑陋低下。另外还有一个现象：当麦卡锡主义尘埃落定后，媒体总结检讨他们自己，承认出于新闻报道的效果，在那“病态的撒谎者”身上花了比其他各方面都正常的政治人物身上更多的时间、表现出更浓的兴趣。事情就是这样，当媒体得益于热衷报道行为怪异者所带来的新闻和娱乐作用时，他们同时也造就了一个大众红人。
麦卡锡流传下来的政治遗产在不同党团派别之间的意义完全不同。保守派奉麦卡锡为英雄。因为他们眼里的自由主义就等于是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在民主社会已经臭名昭著，把自由主义同共产主义绑着一起，自由派不战自败。实质上，从麦卡锡行为背后，保守派更在意的是对自由派理念造成的贬低和伤害而不是共产主义本身。自由派则认为麦卡锡是机会主义分子。因为他并不具有明确的保守派政治立场，反共只是他的手段和工具，为的是提高个人政治影响和地位。
我认为麦卡锡既不是机会主义分子，因为机会来临时他并没有被机会所左右；他也不是反共英雄，因为他方法是错的，他的对象也是错的。在错误百出时，被他指控的共产党员们倒一个一个成了理直气壮的英雄。
麦卡锡对中文世界带来的影响比美国本土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因为如果从人口绝对数量上看，共产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最广、其实践对中国的危害也最大。出于维护中共统治的需要，1949年以来，大陆宣传和学术领域对麦卡锡主义的强烈反弹。他们混淆参议员麦卡锡同麦卡锡主义的区别，把矛头集中在麦卡锡是怎样使用了错误手段这个环节上做文章，把所有他们不愿意接受的西方反共思潮统统同麦卡锡挂起钩来，从而达到他们否定美国抵抗共产主义运动的目的，他们实质上是要诋毁自1917年来自由世界反苏反共的努力和信誉。比如本文开头提到的北京市党校侯且岸教授，而他的观点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对此，我认为需要加以澄清。
首先，美国反共并非自麦卡锡始，其根源在于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上的尖锐对立。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劳工和资本家两个阶层，它们之间的利益冲突最终必然导致革命，而革命的结果是消灭私有制，建立由社会和全民共同所有那样一种经济制度。列宁实践了这套理论，他领导俄国布尔什维克用暴力夺取了国家政权。这样，美国（经济上实行资本主义，政治上以民主形式实现管理国家）的主流价值观念同马列理论和实践注定势不两立，而防范共产主义渗透和颠覆必然就成了美国立法和行政机构的重要任务。伴随苏维埃革命胜利和美国共产党成立，美国发生了“第一次红色恐慌”现象（red scare）。自那时开始，美国反苏反共就没有停止过。面对苏联间谍活动逐渐加剧，1938年国会将“非美委员会”从临时性质改成了常规形式。1939年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在美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前美共党员，苏联间谍，时任《时代》周刊高级编辑钱伯斯自首，提供了美国政府雇员中18名苏联间谍或通共分子名单。随后前苏联间谍、美共机关报《工人日报》总编辑布登兹，美共党员、苏联间谍本特丽相继向联邦调查局投诚，揭发了一批替苏联情报机构工作的美国人。另外1945年的美亚案，48年的希斯案，49年司法部起诉美共总书记丹尼斯案（Eugene Dennis，1905-1961）等将反共推向了高潮。而麦卡锡46年刚刚当选联邦参议员，直到1950那2月那个“威林镇”演讲后他才有一点影响力。所以“反共狂潮”不是由麦卡锡掀起来的。
其次，4、50年代美国并没有一股“极右势力”在后面推动反共。
20世纪初美国国会基本上处于民主党控制。如果从1917年第65届到1957年麦卡锡去世那年第85届共20届国会来统计，民主党控制了其中12届参议院、13届众议院。如果把范围缩小到从罗斯福入主白宫的1933年到杜鲁门下台的1953年那10届国会来统计，民主党占据其中9届多数党地位。很明显，那20年里一系列抑制共产党活动的法律如《哈奇法案》、《斯密斯法案》和《麦卡伦法案》等在国会民主党主导底下制定、由民主党总统签署生效的。反过来的情况是，1948年共和党掌握多数席位时，5月份众议院以319对58票通过了5852号控制颠覆活动法案、又叫《蒙特/尼克松提案》（Mundt-Nixon Bill）。那一届众议院共和党占248席位，民主党185，劳工党1席。这就是说，那319名议员中至少有四分之一非共和党籍议员抛开党派立场，赞成要求美国所有共产党员必须向司法部长登记的提案。所以反共是两党的共识，而非保守派的专利。
再次，中文世界里的“左”和“右”的概念无法对应、照搬到美国政治中来。
顾名思义，美国的自由派、左派，保守派、右派是从如何看待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新事物、新现象的立场上加以区分。从这个意义上，参议员麦卡锡恐怕和传统意义上美国保守右派没有什么关系。麦卡锡的父亲是威斯康辛州爱尔兰裔传统的罗斯福选民，而麦卡锡本人第一次参与竞选，他也是以民主党人身份赢了地区法官的职位，只不过后来为了增加胜选机率才临时转换成共和党人竞选参议员成功。可以这么说，麦卡锡反共并不具有保守派色彩。中国的左右之分纯粹以共产主义作为标准，共产党封自己左派，所以反对他们的就是右派，没有其他文化和社会问题掺杂其中。苏共、中共从一开始打的是如何通过建立武装夺取国家政权的算盘。他们不具有自由派的情怀。如果一定要把西方自由派同中国“左派”联系起来，那是因为共产主义曾经当时打着维护社会底层劳工阶层利益的旗号，但问题是，49年后，中共政策惠及过多少社会底层基本民众？解决过多少劳工群体的疾苦和忧虑？我认为左、右只是标签，而自由或者保守则有实质性内涵。中国左派不是自由派，麦卡锡也不能代表美国保守派。
综上所述，美国历史上的麦卡锡参议员不等于麦卡锡主义，因为麦卡锡主义包含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从狭义上来说，在抵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渗透和颠覆的历史进程中麦卡锡确实造成了消极影响，但不能凭这就把美国一百年来针对共产主义的一系列立法、司法活动的积极意义统统抹杀掉。
参考书目
《杜鲁门回忆录》《The Memories of Hanry Truman 》
《重新审视美国最让人讨厌的参议员的生平遗产》《Reexaming The Life and Legacy of America’s Most Hated Senator 》， Arthur Herman
《为中国蒙难——美国外交官谢伟思传》；《Honorable Survivor: Mao’s China, McCarthy’s America and Persecution of John Service》，Lynne Joiner
《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太平洋关系学会调查报告》《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Report》
《希斯-钱伯斯间谍案》《A Pumpkin Patch, A Typewrite, and Richard Nixon: The Hiss-Chambers Espionage Case》，John Berreford
《鲁斯和他的帝国》《Luce and His Empire》，W.A. Swanberg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1941-1950》，Tsou Tang
（全文完）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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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年底中国内战以民国政府全面失败退守台湾而结束。这对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以人、财、物鼎力相助的盟友来说，美国不仅面对围堵共产主义这一战略挫败，同时还承受着情感上、道义上的责难。然而就在中共宣布在大陆建立红色政权的前两个月，国务院在“中美关系白皮书”中就已经公开批评蒋介石，认为国民政府的失败完全是蒋介石的责任，与美国对华政策无关。《白皮书》是在国务卿艾奇逊主持下由当时国务院第三号人物杰赛普担任主笔。
进入1950年后，国务院开始制定方案，准备一旦中共进攻台湾，第七舰队应该撤离台湾海峡。这种看似非常现实的对外政策让坚持以意识形态作为取舍标准的反共阵营极为反感。1950年1月11日，俄亥俄州参议员塔夫特（Robert Taft，1889-1953。第27任美国总统之子）发表一个对外关系的演讲，他指出：国务院受亲共集团的影响，他们打算抛弃蒋介石，至少已经拱手把中国大陆交给了共产党。《R》P. 93塔夫特的矛头直指艾奇逊。49年后艾奇逊在谁来承担丢失中国责任的争辩中首当其冲。我们承认国共内战的胜败确实有它自己的原因，但是艾奇逊的亲共立场也是十分明显，比如就在法庭作出对希斯有罪判决后，艾奇逊说希斯案子“是一个悲剧”，“我不会因此而抛弃他。”《R》P. 94
时间到了1950年2月9日——林肯纪念日，麦卡锡在西弗吉尼亚州威林镇（Wheeling， West Virginia）作了一个著名的演讲。他说他手里有一份205名仍然是国务院雇员的美国共产党员以及共产主义同情者的名单，比如谢伟思。麦卡锡这具有爆炸性的演讲让他这个当时很多人都还叫不出名字的议员一下子成为诸多报纸的头条新闻，而这一天也给这个自由世界多年来持续不懈的反抗、抵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的深远影响——更多的是负面影响。
如果深入探讨它的形成和发展，我们不难将麦卡锡主义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去分析。广义上的麦卡锡主义可以是自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之后美国社会持久不懈的反共态势，这背后反映的是西方民主自由政治经济的主流文化和价值。而狭义上的麦卡锡主义则是从1950年2月的这一天开始，面对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上升阶段并取得了局部地区胜利这样的社会背景，麦卡锡混淆个人信仰、推崇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同他们实际执行、操作颠覆政府活动这两者的区别——虽然这两者在共产专制国家里往往就是同一件事——而实行的追查共产党的调查活动。
狭义的麦卡锡主义错在美国是一个法制国家，她信奉言论自由、信仰无罪。在美国，共产党是合法组织，任何人不能因为加入其中而遭受国家权力的迫害和打击。此外，虽然颠覆、夺取国家政权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初衷，而且它对世界自由、民主社会的渗透、破坏也从来没有停止，但是反共仍然要以事实和法律作为依据，不能随心所欲，为追求轰动效应而捕风捉影、夸大其辞。所以狭义上的麦卡锡主义从一开始就受到抵制和反对。最后以失败而告结束也就不足为奇了。
1949年第81届国会，民主党又夺回了多数党的地位。当麦卡锡在威林镇发表了对杜鲁门政府的指控后，他实际上“单枪匹马发起了反共十字军东征”《R》P. 96。那时，麦卡锡面临了美共成员的抵抗、国会共和党同僚的不信任及民主党议员的反对。在三面包围和主客观双重不利因素下，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要求麦卡锡提供证据。2月20日麦卡锡又在国会做了一个长达6小时的报告，这次他把国务院共产党人数改成81人，但是没有给出具体名单。民主党认为这样不解决问题，遂通过决议，在外交关系委员会下设立了一个临时“国务院雇员忠诚调查小组委员会”、或者叫泰定斯委员会，（The subcommittee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Loyalty of State Department Employees. Or Tydings Committee）由马里兰州民主党参议员泰定斯（Millard Tydings，1890-1961）出任主席。在多党体制下，党派之间从来不缺相互争斗的议题，反共也不一样。泰定斯委员会很快就演变成在反共议题下的党派之争。
设立泰定斯委员会的目的不是根据麦卡锡的指控，国会去核实国务院是否有那么些共产党员。而是以谁指控谁举证的原则，把麦卡锡当作证人的对待，由他提供他的证据，让参议员去验证和核实。麦卡锡希望泰定斯委员会关起门来听证，而委员会则坚持听证会向民众公开。这样，麦卡锡公布了一份9人的名单，其中有谢伟思、拉铁摩尔和杰赛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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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赛普，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法教授，太平洋关系学会成员并于1939-1940年期间出任学会主席。艾奇逊担任国务卿时被任命为巡回大使，同时主持编纂了旨在解脱国务院”丢失中国”责任的《对华关系白皮书》。另外，战后他作为专家，同希斯共事，代表国务院参与制定《联合国宪章》。因为这层关系，杰赛普觉得他有资格在希斯伪证罪案出具证言，为希斯的人品和清白背书，虽然对希斯隐蔽的个人经历并不了解。自1961年开始，杰赛普出任国际法院法官。
杰赛普成为麦卡锡的目标不是因为他的学者、官员双重职业背景，而是“他同共产主义事业有非同一般的共识”。《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AFC）》 P. 541麦卡锡的根据是，杰赛普认为：“美苏之间的冷战主要是因为双方误解而不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不同。而这些误解可以通过外交方式来解决。”《R》P.130 “就像美国人生活在民主党、共和党党派政治体制下那样，苏联、美国这两种不同政府形式也能共存。”显然，杰赛普这样诠释不管是从当时还是现在的国际政治关系来看都是错误的。把民主社会的多党制同民主和专制两种政治制度放在一起比较的错误在于，多党制度下两党之间有一个相同的目标，而专制则视民主为死敌。
事实是，除了在二战期间出于双方利益需要短暂结为“盟友”，美苏之间不管是冷战，还是在第三国进行的“热战”；不管是情报战还是间谍战以及发展到如今利用网络骇客执意左右美国大选，它们都来源于意识形态上的敌意和对抗。今天，在那些前（后）共产主义国家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也许已经淡化，但是他们从马、列老祖宗那里继承来的基因让俄国、中国不可能与自由、民主调和共处——不管那里使用什么样的“选举”方式。杰赛普只看到事物表面上的相似之处而忽略了后面实质的错误也反映在他对中共的认识上。杰赛普认为：49年前“毛泽东领导的马克思主义游击队代表了中国土生土长的民主运动”。（同上P.130）我们知道毛泽东一生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内涵可以是任何东西，唯独和民主无关。
不过不管怎样不能接受他的观点，这都不足以将杰赛普划入不忠诚（disloyal）甚至说成是共产分子。麦卡锡指责杰赛普未能看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质，可他自己也在犯混淆事物本质和现象的认识错误。正因为如此，麦卡锡简单地将他人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亲共、拥共的立场无限延伸，所以他推导出的结论常常站不住脚，比如拉铁摩尔。
拉铁摩尔出生在中国，在瑞士、英国读完了小学和中学。19岁时回到中国，在一个英国人的贸易公司干活，这让他有机会在中国北方、蒙古、新疆以及亚洲内陆地区旅行。他的旅途见闻、随笔、日记是他十多本书的素材，使他成为美国人蒙古问题的专家。1928年后，拉铁摩尔在哈佛大学注册，在接受哈佛燕京学社等研究团体多项资助后又回到中国。1934年在中国接受《太平洋事务》杂志的邀约出任主编。1937年他第一次到延安，为《美亚》编辑采访毛、周担任翻译。1944年陪同华莱士副总统访问中国、蒙古、西伯利亚远东地区。后来在为《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杂志写的文稿中，拉铁摩尔把他和副总统一行访问的苏联在远东另一个劳改集中营（Magadan labor camp）说成就像是大萧条后美国政府经营的“田纳西山谷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一样，他这种粉饰苏联的倾向同杰赛普有异曲同工之妙。
1948年，一个曾经担任过驻希腊大使馆“临时代办”的苏联人向联邦调查局指控，说一个克格勃官员告诉他，拉铁摩尔是苏联间谍。（见维基）
1950年3月22日，麦卡锡泰定斯听证会上用“苏联头号间谍”的罪名指控拉铁摩尔，他说国务院和联邦调查局档案能够证明拉铁摩尔是希斯那个间谍网的头儿。他还发誓，说他愿意把自己全部信誉都压在这一指控上面。这无疑比一个月前的演讲更进了一步，全美有影响的报纸都用头版报道了这一指控。
同杰赛普、希斯这些学者和政府高级官员相比，拉铁摩尔以他早年在东亚生活和工作经历确立了他远东研究的权威地位。虽然他从来没有在华盛顿坐过办公室，也没有直接参与国务院制定对外政策，但这不等于他对美国政府没有影响。尤其是日本侵华及珍珠港事件使美国外交重心朝亚洲倾斜，这让拉铁摩尔角色变得举足轻重。因此罗斯福任命他担任蒋介石的顾问。不幸的是，拉铁摩尔并不看好民国政府，因为他早已把个人情感投射到共产主义运动上去了。那时他同他太平洋关系学会的同事以及40年代美国亲共群体“中国通”中大部分人，比如哈佛历史教授费正清等一样，都认为毛泽东在中国搞的只是一场土地改革运动，中国共产党是一群平均地权论者（agrarian）。
40年代美国的“中国通”（China Hand）是如此地热衷推销此道，他们实际是在淡化中共意识形态色彩，因为这样就可以把延安同莫斯科区别开来，从而达到回避中共同美国利益潜在的矛盾和冲突的效果。然后再理直气壮地建议将对华政策调整为不偏袒国共任何一方而实际上是提升中共的地位。1948年拉铁摩尔出席由国务卿马歇尔主持的一个重要会议，商量是否应该缩减对民国政府的援助。拉铁摩尔用“现实主义”作为理由，不赞成继续无条件地支援蒋介石，他说过去这样做已经损害了美国的形象。《R》P.122他还提出美国应该撤出朝鲜、日本，让他们自己直接同亚洲的邻居打交道。不难看出，那时拉铁摩尔并不赞成美国亚洲外交政策，他蒋介石顾问一职的影响也是消极的。
在泰定斯听证会上，麦卡锡的证人是卜登兹，不过他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拉铁摩尔是间谍 ，他的证言来自于道听途说。FBI的档案里也没有直接证据，如果有的话，胡佛一定会在那关键时刻支持麦卡锡。“如果拉铁摩尔真的影响了美国对华政策导致毛胜蒋败，而且他同时正好又是美共党员，那么给他带上共产党的代理人的帽子可能比苏联间谍更靠谱。”《R》P.123
确实，麦卡锡不难从拉铁摩尔写的书和他编辑的《太平洋事务》杂志文章里找出他认同苏联共产主义那套理论的观点，但是那和苏联间谍没有直接关系。麦卡锡的错误太明显了，以至于失去了党内同僚的信任。参议员塔夫特说他（把拉铁摩尔说成是苏联间谍）“完全是轻举妄动”。《AFC》P. 543）共和党其他同事也表示，他们支持麦卡锡更多的由于私下关系和共同利益，而不是因为觉得他的指控站得住脚。《R》P. 56倒是拉铁摩尔在听证会上的自我辩护显得十分充分，有力。如果不是金日成发动了朝鲜战争，麦卡锡主义很可能就会失去它的动力。
朝鲜战争让共产主义在亚洲的威胁又一次现实化了，在担忧第三次世界随时可能爆发的情况下，美国社会对“丢失中国”的思考有了具体和现实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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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25日凌晨，金日成军队突然越过38线向南朝鲜发动了进攻，这是自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成功后共产党国家联合起来向亲西方亚洲民主政权发动的第一次正面、直接进攻，给杜鲁门政府一个措手不及。就在当年1月份，国务卿艾奇逊刚刚抛出一个不包括南朝鲜和台湾在内的西太平洋环形防线计划，那后面透露出来的信息可以解读成：在丢失中国大陆后，美国不会使用自己军事力量来保卫南朝鲜。这同拉铁摩尔早先的建议十分相似。如今在苏联人的支持下，金日成向半岛南部大举进攻，（当时还不清楚中共背地里也参与了谋划，并且答应提供军事支援。）美国围堵共产主义的外交政策、保卫弱国反对武装侵略的道义责任以及维持亚洲区域和平与安全这些主张又一次受到了考验。“当时的舆论普遍认为，北朝鲜的军事进攻是苏联测试美国的底线，如果美国不能抵抗，其他局部侵略就会跟着发生，并可能导致全面战争。”《AFC》P.557
27日，面临朝鲜危机，在对国家安全利益作出新的评估后，杜鲁门政府转变了他的远东战略，授权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1880-1964）使用美国海、空军力量以防止仁川——汉城一线落入敌手。6月30日，杜鲁门进一步采纳了麦克阿瑟要在朝鲜使用美国陆军的建议。美国政府这个转变，从根本上否定了40年代末以来外交政策和主张。同上P. 558
美军地面部队不应该被用于亚洲大陆这个建议是战后马歇尔在中国“调和”以及出任杜鲁门政府国务卿时提出来的，被杜鲁门总统所接受，后来成为美国拒绝涉足国共内战的理由。那么问题是，同样都在远东，同样发生在二战结束后，同样是遭遇共产主义的进攻，美国在中国和南朝鲜两个政权面临危局时的应对策略是如此不同，这就给历史留下来研究的空间。
诚然，任何时候美国对外执行援助或者不援助政策都可以出于现实和理性的考虑，都可以给出合适的理由来解释。但二战后短短几年里，杜鲁门政府从放弃在中国抵抗共产主义的机会，47年却到希腊去围堵苏联势力，现在又投入到抵抗金日成的朝鲜战争，那么“围堵”（containment）政策究竟是无条件地适用到共产主义头上，还是有选择性地区别对待不同国家？如果是后者，那么依据和标准是什么？如果这些问题没有明确答案，那么那些不能继续支持中华民国的理由就显得牵强而站不住脚。这反过来正好给那种是亲共官员将盟友出卖给了中共的推理提供了逻辑证据。而这就让麦卡锡对拉铁摩尔、杰赛普以及太平洋关系学会的攻击变得真实了。这样一来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当时支持麦卡锡的人那么多，因为民众的头脑中开始产生也许麦卡锡的的指控并非空穴来风的想法。
9月份，在参议院国防部长任命听证会上，参议员塔夫脱说马歇尔在中国的错误导致了今日朝鲜半岛的局面。麦卡锡的攻击也没有停止过。在罗列的一条一条“罪状”中，麦卡锡指责马歇尔在四十年代末国务院决定抽撤对蒋介石的援助决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说：（和艾奇逊一起）马歇尔儒弱的远东外交政策导致战后朝鲜半岛上发生了一场毫无意义的屠杀。……，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削弱美国军事实力和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从而损害我们抵制邪恶的意志。《R》P.190
7月20日，参议院以45对37票（完全根据党派投票。）通过了泰定斯委员会的报告。报告否定了麦卡锡对杰赛普、拉铁摩尔和谢伟思等人的指控，并指责“麦卡锡对事实的篡改到了一个危险的地步”。泰定斯委员会的结论是：“共产主义并没有渗透到政府部门内”。《R》P.135然而就在调查报告通过时，FBI宣布逮捕了替苏联收集、递送有关核武器情报的卢森堡夫妇。卢森堡被捕前曾经是位于新泽西的美国陆军信号兵工程实验室的工程师，属于联邦雇员。这就是为什么到了53年麦卡锡手里有了实权时，美国陆军就成了他反共的目标。
泰定斯委员会公开听证让麦卡锡成为全国知名的政治人物，且朝鲜战争加深了民众对共产主义威胁的紧迫性和严重性的意识，那种民情、民意或略了麦卡锡缺乏证据、夸大其词、随意指控他人那些做法的弊病。那一年民调对麦卡锡的支持不降反升。11月国会中期选举，共和党成功地将“反共”作为竞选议题，民主党除折损几名重量级议员外，最有象征意义的莫过于泰定斯参议员输掉了选举，他的席位被由麦卡锡一手物色的挑战者所夺取。而在全国范围，当时由麦卡锡助选的其他参议员统统都获得胜利。另外加州的尼克松在联邦参议员竞选中亦大胜对手晋级成功。
1952年是共和党大胜之年。他们在民主党掌握行政权20年后首次入主白宫，同时还赢回了参、众两院多数党席位。麦卡锡本人在威斯康辛州也以54%的票数连任成功，并被分配坐上了参议院重量级的“政府运作委员会”（Government Operations Committee）主席交椅，同时还是它下设的一个永久性专门负责调查的小组委员会(Permanent Subcommittee on Investigations )主席，这给了麦卡锡很大的权力。可以说，那年选举将麦卡锡主义推上了顶峰。自53年1月开始的15个月里，麦卡锡主持的调查委员会一共举行了169个听证会，对象包括美国之音、美国陆军等；传唤了653个证人，其中一半曾经或者仍然是政府、军队雇员。在调查美国陆军的过程中，麦卡锡遇到了他政治生涯中的致命对手。
1954年初，陆军在同麦卡锡打了半年交道后，反控麦卡锡和他首席律师科恩（Roy Cohn）曾经为他们底下一个助手向军方寻求不正当的优惠待遇。麦卡锡认为这一指控是陆军对他的调查的报复。这样，麦卡锡暂时让出常设调查委员会主席的位置，成了被调查的证人。1954年4月参议院开始了持续36天陆军/麦卡锡的调查听证会。就是那时，公众从电视实况转播中看到了麦卡锡在听证会上是怎样恃强凌弱、使用威胁恐吓的手法，他的民调支持率从年初的50%一下子掉到了34%（维基），这样，调查陆军成了麦卡锡的“滑铁卢”。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佛兰德斯（Ralph Flanders）首先向麦卡锡发难，建议取消麦卡锡调查委员会主席一职。最后，共和党参议员达成共识，参议院通过了对麦卡锡的“谴责”议案（censure）。麦卡锡因此一蹶不振，他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开始衰落。1957年5月麦卡锡在参议员职位上去世。
按照美国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历史教授亚瑟·赫门在他《重新审视美国最让人讨厌的参议员的生平和遗产》（Arthur Herman、《Reexamining the Life and Legacy of America’s Most Hated Senator 》）一书介绍会上提到的：53年麦卡锡在共和党掌握行政和立法权后继续追查共产党就会伤害本党利益，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何况他那时已经掌握了实权，政治前景看好。如果见好就收，等待机会，日后一定还有机会。但是麦卡锡的反共调查没有停。由于历来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反共的积极意义大于具体操作手法上的缺陷，换一句话说，当一个人不需要为他的错误付代价时，就会让他失去自我约束和调控的必要了。这样，当麦卡锡按照他的方法一如既往地继续追查共产党时，麦卡锡主义也就同时走向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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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5月2日，麦卡锡因急性肝炎在位于马里兰州的贝蒂斯海军医院去世（Bethesda Naval Hospital），时年49岁。作为在任联邦参议员，有70名联邦议员参加了他的国葬仪式，数千人瞻仰了他的遗体。仪式结束后麦卡锡遗体被运回他的家乡安葬。
麦卡锡或者麦卡锡主义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他当年那独特而又偏执的斗志留给公众社会的影响和印象却从来没有完全消失过。这些年来，凡是发生一些类似的社会现象，或者在公众面前某些权势人物表现出让常人难以理喻的性格特征时，人们就会想到麦卡锡。事实上，最近一些年来，那些在麦卡锡时代使用频率很高的词又重新被人提及。比如“猎巫”（witch hunt），引申为“政治迫害”——当官场人物因丑闻受到司法、立法部门调查时，他们常常用这来表明自己的清白、攻击对手；再如“病态的撒谎者”（pathologic liar），指撒谎成性的人——当一个公众人物撒谎的范围、程度和频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时，人们更愿意相信那是一种病理状态而不受人的自主意识控制，因为我们还不想承认人性能够如此丑陋低下。另外还有一个现象：当麦卡锡主义尘埃落定后，媒体总结检讨他们自己，承认出于新闻报道的效果，在那“病态的撒谎者”身上花了比其他各方面都正常的政治人物身上更多的时间、表现出更浓的兴趣。事情就是这样，当媒体得益于热衷报道行为怪异者所带来的新闻和娱乐作用时，他们同时也造就了一个大众红人。
麦卡锡流传下来的政治遗产在不同党团派别之间的意义完全不同。保守派奉麦卡锡为英雄。因为他们眼里的自由主义就等于是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在民主社会已经臭名昭著，把自由主义同共产主义绑着一起，自由派不战自败。实质上，从麦卡锡行为背后，保守派更在意的是对自由派理念造成的贬低和伤害而不是共产主义本身。自由派则认为麦卡锡是机会主义分子。因为他并不具有明确的保守派政治立场，反共只是他的手段和工具，为的是提高个人政治影响和地位。
我认为麦卡锡既不是机会主义分子，因为机会来临时他并没有被机会所左右；他也不是反共英雄，因为他方法是错的，他的对象也是错的。在错误百出时，被他指控的共产党员们倒一个一个成了理直气壮的英雄。
麦卡锡对中文世界带来的影响比美国本土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因为如果从人口绝对数量上看，共产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最广、其实践对中国的危害也最大。出于维护中共统治的需要，1949年以来，大陆宣传和学术领域对麦卡锡主义的强烈反弹。他们混淆参议员麦卡锡同麦卡锡主义的区别，把矛头集中在麦卡锡是怎样使用了错误手段这个环节上做文章，把所有他们不愿意接受的西方反共思潮统统同麦卡锡挂起钩来，从而达到他们否定美国抵抗共产主义运动的目的，他们实质上是要诋毁自1917年来自由世界反苏反共的努力和信誉。比如本文开头提到的北京市党校侯且岸教授，而他的观点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对此，我认为需要加以澄清。
首先，美国反共并非自麦卡锡始，其根源在于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上的尖锐对立。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劳工和资本家两个阶层，它们之间的利益冲突最终必然导致革命，而革命的结果是消灭私有制，建立由社会和全民共同所有那样一种经济制度。列宁实践了这套理论，他领导俄国布尔什维克用暴力夺取了国家政权。这样，美国（经济上实行资本主义，政治上以民主形式实现管理国家）的主流价值观念同马列理论和实践注定势不两立，而防范共产主义渗透和颠覆必然就成了美国立法和行政机构的重要任务。伴随苏维埃革命胜利和美国共产党成立，美国发生了“第一次红色恐慌”现象（red scare）。自那时开始，美国反苏反共就没有停止过。面对苏联间谍活动逐渐加剧，1938年国会将“非美委员会”从临时性质改成了常规形式。1939年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在美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前美共党员，苏联间谍，时任《时代》周刊高级编辑钱伯斯自首，提供了美国政府雇员中18名苏联间谍或通共分子名单。随后前苏联间谍、美共机关报《工人日报》总编辑布登兹，美共党员、苏联间谍本特丽相继向联邦调查局投诚，揭发了一批替苏联情报机构工作的美国人。另外1945年的美亚案，48年的希斯案，49年司法部起诉美共总书记丹尼斯案（Eugene Dennis，1905-1961）等将反共推向了高潮。而麦卡锡46年刚刚当选联邦参议员，直到1950那2月那个“威林镇”演讲后他才有一点影响力。所以“反共狂潮”不是由麦卡锡掀起来的。
其次，4、50年代美国并没有一股“极右势力”在后面推动反共。
20世纪初美国国会基本上处于民主党控制。如果从1917年第65届到1957年麦卡锡去世那年第85届共20届国会来统计，民主党控制了其中12届参议院、13届众议院。如果把范围缩小到从罗斯福入主白宫的1933年到杜鲁门下台的1953年那10届国会来统计，民主党占据其中9届多数党地位。很明显，那20年里一系列抑制共产党活动的法律如《哈奇法案》、《斯密斯法案》和《麦卡伦法案》等在国会民主党主导底下制定、由民主党总统签署生效的。反过来的情况是，1948年共和党掌握多数席位时，5月份众议院以319对58票通过了5852号控制颠覆活动法案、又叫《蒙特/尼克松提案》（Mundt-Nixon Bill）。那一届众议院共和党占248席位，民主党185，劳工党1席。这就是说，那319名议员中至少有四分之一非共和党籍议员抛开党派立场，赞成要求美国所有共产党员必须向司法部长登记的提案。所以反共是两党的共识，而非保守派的专利。
再次，中文世界里的“左”和“右”的概念无法对应、照搬到美国政治中来。
顾名思义，美国的自由派、左派，保守派、右派是从如何看待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新事物、新现象的立场上加以区分。从这个意义上，参议员麦卡锡恐怕和传统意义上美国保守右派没有什么关系。麦卡锡的父亲是威斯康辛州爱尔兰裔传统的罗斯福选民，而麦卡锡本人第一次参与竞选，他也是以民主党人身份赢了地区法官的职位，只不过后来为了增加胜选机率才临时转换成共和党人竞选参议员成功。可以这么说，麦卡锡反共并不具有保守派色彩。中国的左右之分纯粹以共产主义作为标准，共产党封自己左派，所以反对他们的就是右派，没有其他文化和社会问题掺杂其中。苏共、中共从一开始打的是如何通过建立武装夺取国家政权的算盘。他们不具有自由派的情怀。如果一定要把西方自由派同中国“左派”联系起来，那是因为共产主义曾经当时打着维护社会底层劳工阶层利益的旗号，但问题是，49年后，中共政策惠及过多少社会底层基本民众？解决过多少劳工群体的疾苦和忧虑？我认为左、右只是标签，而自由或者保守则有实质性内涵。中国左派不是自由派，麦卡锡也不能代表美国保守派。
综上所述，美国历史上的麦卡锡参议员不等于麦卡锡主义，因为麦卡锡主义包含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从狭义上来说，在抵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渗透和颠覆的历史进程中麦卡锡确实造成了消极影响，但不能凭这就把美国一百年来针对共产主义的一系列立法、司法活动的积极意义统统抹杀掉。
参考书目
《杜鲁门回忆录》《The Memories of Hanry Truman 》
《重新审视美国最让人讨厌的参议员的生平遗产》《Reexaming The Life and Legacy of America’s Most Hated Senator 》， Arthur Herman
《为中国蒙难——美国外交官谢伟思传》；《Honorable Survivor: Mao’s China, McCarthy’s America and Persecution of John Service》，Lynne Joiner
《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太平洋关系学会调查报告》《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Report》
《希斯-钱伯斯间谍案》《A Pumpkin Patch, A Typewrite, and Richard Nixon: The Hiss-Chambers Espionage Case》，John Berreford
《鲁斯和他的帝国》《Luce and His Empire》，W.A. Swanberg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1941-1950》，Tsou Tang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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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刊登日期： Wednesday, January 3, 2018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