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39年,帕雷的上司,领军元帅蒙特简患肝病,腹泻带胆汁,这病在当时是重病,跟癌症的严重程度类似。元帅是有面子的人,就派人到米兰,从国王身边请来一位资历深厚的老医生。老医生给元帅治疗了一段时间,没救活。最后元帅还是死了。
元帅死后,继任元帅听人说过帕雷的本事,就请求帕雷留在部队。帕雷说他跟原来的元帅共事这么长时间,感情很深。元帅死了,他觉得不想继续呆在这个军营。于是他拒绝了新元帅的邀请,1539年回到巴黎。
我猜想帕雷拒绝留任的理由只是个借口。他那时还没拿到理发手术师证书。他上战场是因为当初没钱考证书。两年下来,他多少有了点积蓄,可以报考了。于是他回到巴黎,一边在巴黎行医,一边发奋学习医学,尤其是解剖学,为了考理发手术师证书做准备。
1541年帕雷通过了考试,成为有照的理发手术师。
拿到了执照,也小有积蓄了,于是帕雷1541年娶了个妻子,生了三个孩子。其中两个男孩早夭。只有女儿长大成人。他在塞纳河左岸买了个房子。妻子想让他从此安居乐业。可是那时候的理发手术师,如果呆在城里,那就是一多半的时间都用来给人剃头。
帕雷现在已经感觉到自己在外科这个行业里的能量。要能发挥自己的外科技能,就不能呆在巴黎享受都市的安逸。要想有机会做手术,战场才是最好的地方。
于是他一次又一次的随军出征。他活了八十岁,其中大约有三十年是在战场上度过。他的最重大的业绩,也都是在战场上建树的。
您如果查帕雷平生大事记,您可能会注意到一个问题:帕雷是1537年发明他的复方松节油配方的,可是他1545年才发表论文介绍这种新的枪伤治疗方法。
他的枪伤治疗新配方比那些古老治疗方法有这么大的优势,为什么他不尽早宣传他的新疗法?
主要是因为他不懂拉丁文。
这里有个背景需要交代一下。
16世纪的巴黎,没有“外科医生”这种职位。那时说“医学界”,说的是内科医生。只有内科医生可以成为一个大学里的医学系的成员,也只有内科医生才学拉丁文。在医院里,医生管诊断,管开处方。如果需要做什么手术治疗,是由医生决定该做啥,然后就让理发手术师去执行。这就是理发手术师的地位。
理发手术师既然不算医生,就没机会学拉丁文。不懂拉丁文,就没法读医学教科书和文献资料。
帕雷也不懂拉丁文。他只会用法文写文章。依照常识,他觉得要是用法文写医学论文,在医学界人士看来,那就就好象用上海话唱京戏。那些正牌医生们肯定会笑得满地打滚。
因为这个,帕雷原来没打算把自己的新发现写文章发表。一直到到1545年,在巴黎大学一个老教授的鼓励下,帕雷才用法文写了一篇报告:《火枪伤的治疗方法》。报告记录了他摒弃沸油浇肉,改良枪伤治疗技术的经过。这是他最负盛名的两大成就之一。
帕雷学的是维萨里的正确解剖学,他自己也解剖过很多尸体。而且,他的本职工作就是在人身上动刀子。跟维萨里相比,他能从另一个角度观察人体解剖,就是在有伤病的情况下观察人体解剖,这就是病理解剖学的前驱。既然他现在知道用法文也可以写医学文献,然后自己在解剖学上又很有心得,于是他自己也写了一本关于解剖学的书。这书是1549年发表的。
他的书都是用法文写的,而且,他的书都加了很多插图,帮助理解内容。这对当时其他的理发手术师可以说是雪中送炭。如果没有帕雷的这个努力,很多文化底子相对粗浅,而且根本不懂拉丁文的理发手术师就没机会学习人体解剖学。
幸运的是,那时候印刷术出现,大大降低了知识传播成本。不然的话,帕雷的这种“下里巴人”的文字,恐怕没人愿意花功夫誊抄转发,于是也就埋没在历史长河里了。
帕雷对中世纪外科有两个最大的改良。一个是用复方松节油取代了沸油治疗枪伤。另一个就是截肢手术中的止血方法。
开篇时候说过,那时候做截肢手术,把胳膊腿咔嚓掉之后,标准的止血方法就是用烧红的烙铁“嗞”一下把那个口子给烫熟了。血管给这么一烫就封死了,于是就不再出血。
但是这不是什么好办法。那种疼痛实在是惨绝人寰。而且,烫熟的肉随后会坏死脱落。这不单是说加大了创面损失,还带来了新的感染机会。所以这实际上增加了病人死亡率。
有没有别的方法?
或许有。
盖伦,那个神级古代圣贤,在一千多年前就详细讲解过怎么用缝线结扎血管,用这种方法来止血。只不过盖伦举的例子,都用在小伤口上,比如身上给人捅了一刀,比如做膀胱取石术的时候。盖伦没说缝线结扎可以用来给截肢手术止血。
帕雷学到截肢手术的时候,师傅们说这活儿两大步骤。第一步是挥刀断手足,第二步是用烧红的烙铁烫创面。所有老前辈都说烧红的烙铁是给这种恐怖创面止血的唯一方法。
都灵配方事件之后,帕雷有一个感悟:老前辈说的,未必总是对的。沸油的事,他已经知道古人是错的。那么,烙铁的事呢?
能不能别用烙铁,用缝线结扎的方法来止血?
不过,这玩意比治疗枪伤的风险要大。截肢的时候,创面暴露的都是大动脉,比如肱动脉,股深动脉,股浅动脉。这些动脉被截断,血不是流出来,而是喷出来,就像高压水枪那样喷。这么凶猛的喷血,如果不能及时止住,几分钟之内伤员就挂得掉。
所以帕雷不敢轻易尝试。
他征求一下战场同行的意见,可是跟谁说,谁都认为他有毛病。前辈们这么多年都是这么干,谁都没觉得有啥不对。就你聪明?
后来是在一次从战场回来,在大学里跟另外两个理发手术师,李维埃(Etienne de la Riviere)和拉斯 (Francois Rasse)见面的时候,他又把这个自己思考了多年的想法拿出来给李维埃和拉斯讨论。他分析了盖伦描述过的技术细节,又用自己在其他类型的手术中使用缝线结扎的实例做印证。他的论据很有说服力,李维埃和拉斯跟他一起分析了细节之后,都说这应该可以试试。
帕雷下了决心,下一个截肢手术就要尝试缝线结扎止血。
帕雷的下一个截肢手术是在德国做的。1552年,法国跟德国打起来了,帕雷随罗翰将军出征的时候,罗翰将军的一个贴身军官被炮弹打中右腿,导致粉碎性骨折,必须截肢。
截肢无非是老套路,不到三分钟帕雷就做好了。接下来旁边的小厮举着烧红的烙铁走过来,帕雷却摆摆手,让小厮站一边等着。然后,帕雷从手术包里掏出早就准备好的针线,两手一阵飞舞,旁边的小厮都没来得及看清楚帕雷在干嘛,他就已经把创口里的所有主要动脉结扎完毕。
小厮看着鲜活的伤口居然不喷血,瞠目结舌,以为帕雷用了什么妖术。下意识的继续把烧红的烙铁递给帕雷。帕雷看着平静的截肢创面,抹了抹汗,说:收起来吧。我们以后再也不需要这东西了。
这是帕雷第一次用缝线结扎止血,效果可以说是完美无缺。这军官后来装了个木腿,退役回到家乡。在家乡,他逢人就说:我真的是幸运。我见过那些被烙铁烫得只剩半条命的人。帕雷医生没烫我。他就用针线给止住了血。针线!就是你们娘儿们缝衣服的针线!帕雷绝对是星宿下凡!
帕雷是位虔诚的教徒。他从来没觉得自己是星宿下凡。他在给朋友的一封私信里说:治疗他的是我,治愈他的是上帝。
这句话,帕雷一辈子说了无数次。每次救活垂危病人之后,他都是用这句话来总结治疗笔记。
再尝试了几次之后,帕雷确信,缝线结扎不是“也可以止血”,而是更可靠的止血方式,因为烙铁并不总是能止住大动脉那种猛烈的喷血的。
何况,用缝线止血,病人就不再需要过那个烙铁烤肉的鬼门关了。
为了加快缝线结扎的速度和准确性,帕雷后来专门设计了一种“鸦喙钳”,这就是现代止血钳的前身。这种钳子的尖端就像一个镊子,在手术创面看到喷血的地方,就用这种钳子对着喷血口的地方夹下去,这就可以把血管口封死,当时血就不再涌出。然后用钳子把血管稍微提起,用缝线扎住血管末端,就可以彻底封死血管,即使松开止血钳也不会再出血。
这成为了后来外科手术创口止血的不二法门,所以也就成了医学生的必修技艺。
缝线结扎止血的优点是毋庸置疑,但是从小建立的观念不这么容易改变。不仅老百姓依然担心“火药毒性”,连很多专业医生们都不能接受帕雷的做法。巴黎大学的医学系主任高尔墨林(Etienne Gourmelen)1580年发表文章,引述古代圣贤的理论做依据,说帕雷的治疗方法,尤其是用缝线结扎止血的做法,是对古代圣贤的侮辱。
截肢是重大手术,在这样的问题上推翻古人,面对的阻力比治疗枪伤更强烈。因为这个,帕雷自己从此只用缝线结扎止血,但是对于发表论文提倡这样的做法,他却一直在拖延。一直等到1564年,12年之后,才在另外一部书里正式描述了缝线结扎止血的优点和操作方法。他在论文里坦言,自己在1552年下半年已经尝试缝线结扎,而且知道效果远胜于烙铁炙烤,但是因为当时信心不足,没有及时修改自己已经发表的言论。他为此道歉,并且敦促大家从此以后都用缝线止血。
大概也是因为那些舆论压力,高尔墨林1580年发表文章攻击他的结扎止血做法,他等了5年才发表长篇论文《我的道歉和论述》,来驳斥高尔墨林的挑衅。他在论文标题里用“道歉”这个词,显然也是因为当时理发手术师的地位跟“真正的”医生不能比,更别说争论对手是巴黎大学医学系主任了。但这也就是个礼节。他的答辩内容本身,却是措辞坚定,毫无退让的余地。这篇论文很长,咱就只看看他回击高尔墨林的那一段吧。帕雷的回答是这样的:第一,结扎止血不是什么新技术。盖伦在一千三百年前就已经详细描述过这种做法和他的适应症。我只不过是第一个用在截肢上而已。第二,我这么做的结果很好。止血的可靠性高于烙铁止血。第三,我的这个改良技术,不是坐在椅子上冥想出来的。是凭多年我在巴黎和在军队的辛勤临床工作总结出来的。
当时高尔墨林并没有立即认错。不过这不重要。后来的历史为帕雷提供了印证。现在说到帕雷,大家都会说“现代外科之父”。而如果有人记得高尔墨林的名字,多半是因为他是“那个曾经攻击帕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