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要从一位叫吉托的人说起。这人堪称一枚奇男子，至少他本人认为自己是不世出的奇男子。
吉托全名查尔斯-吉托（Charles J. Guiteau），1841年9月8日出生在美国伊利诺斯州一个人口不到500的小村庄里。19岁时从祖父那里得到一笔遗产，就跑到邻近的密西根大学去读书，可是他中学就没好好念完，没达到入学标准，结果人家不让他入学。他在老爸劝告之下，留在当地一个中学回炉补习，可是读书好像很不对他胃口，不到一年他就坚持不下去，也不管老爸雪片也似飞来的劝告信，停下学业，跑去纽约奥奈达加入了一个冷门教派，叫做奥奈达公社。这个公社自称属于基督教的一个分支，但是对教义有很新颖的解释。教主诺耶斯（John Humphrey Noyes）认为我们不需要等待耶稣回到人间。耶稣他老人家早在公元70年就已经回来了，现在就在我们身边，只不过平时不让你们看到。因为耶稣已经来到人间，所以幸福生活并不需要等待死后去天堂才可以享受。咱现在就可以在人间享受美好生活。具体的美好方式是共产主义，就是财产（在教友之间）共有，丈夫妻子呢，彻底共有可能有操作上的麻烦，那么就小范围的共有，就是建立群婚家庭，一个家庭由若干男女组成。担心孩子生下来不知道是谁的？无所谓的。反正孩子不用自己带。教会有专门的育儿中心，所有孩子都送到那儿去托养。
吉托既然去投奔这么一个教派，应该是因为他心目中觉得这样的生活确实很美好。让人失望的是，人家似乎不觉得他这人有多美好，他加入奥奈达公社之后一直遭人嫌弃，谁家都不爱接受他，给他起个外号叫“挤兑”（Gitout）。
他呆不下去，就跑到一千多公里之外的新泽西州，自己办了个报纸叫做“神权日报”（The Daily Theocrat），主旨是宣传奥奈达教义——从他后来的表现看，他未必对奥奈达教义有多忠心耿耿，问题是，除了这个他还能背诵几句台词，别的您让他说，他也说不出个道道来。
可惜就这么几句台词没法维持一份报纸。报纸卖不出去，他只好申请破产，然后腆着脸又跑回奥奈达公社。都说阅历让人成长，可是吉托遭了这么一场挫折之后依然故我，那么人家公社里的人就还是不待见他。他再次被嫌弃出局。他这次出离愤怒了，一纸诉状把教主诺耶斯告上法庭。问题是诺耶斯并没犯法，最多也就是信徒们嫌弃吉托的时候他没认真阻止。嫌弃人或许不合教义，可是也没违法。所以吉托这笔诉讼费是白花了。
接下来干嘛好呢？吉托琢磨了一下，就跑东边的芝加哥考了个律师执照。您问他这底子咋能考到律师执照？是这样：那时候是1860年代。这种时候美国的法规也没怎么健全，律师执照就像一些国家的驾照一样，不管行不行，只要“想想办法”，花点钱，总是能拿到的。反正吉托啥法律课都没念过就考到了一份执照。当然，没真本事，有执照也干不了啥。混了几年，只上过一次庭。官司没打赢，被客户一顿臭骂。因为业绩太惨淡，后来也没人找他上庭了。不上庭，他能干的就是替客户去讨账。就这都没干好，大部分时间是拿钱办不成事，结果还是被臭骂。
当律师不怎么成功，他又有了新想法，要当作家，要出书。他写了一本书叫《真理》，听书名就知道他对自己这个奇男子的定位是很有信心的。您问他怎么有本事写书？简单。除了几句开场白，他书里面的东西都是抄的。直接抄诺耶斯的。当然这样的书找出版社比较难，所以他是自己掏钱印。印出来之后可能买的人不多，他就不辞辛劳，漫游左近城市，跑到社区公园里找块大石头站上去就开始演说，就是把书里面的内容给念一遍。有人来听就念完。没人听就歇一会儿。
就这样辗转混到1880年，吉托39岁了，还在凄风里飘，还没找到自己的定位。这一年他来到波士顿寻找新的机遇。但是到这时他的遗产已经倒腾没了。他开始到处借钱，借了之后能不能还就看运气。6月间，因为欠债不还，加上被人指控偷窃，他只好坐船离开波士顿去华盛顿特区。路上发生撞船事故，另一方的船沉没了。他坐的这艘船安然回到码头。这件事让吉托产生深沉的感悟。如此大难而不死，自己必然是星宿在人间，身负使命的那种，需得做一番大事业，方才对得起上帝的期望。
顺便说一句，他坐的那条船上全体乘客安然无恙，连受伤的都没有。至于为什么满船的乘客都没事，吉托却认为这重大预兆只落在他一个人身上，他没解释，咱就别去揣度了。
下一步干嘛，本来他也没计划。不过这时候刚好四年一度的总统竞选开始，民主党的候选人已经知道是汉考克。共和党呢就还在争候选人资格。共和党的两位竞争对手，一个叫尤利西斯-格兰特，一个叫詹姆斯-加菲尔德。您如果读过《飘》，大概记得里面有位格兰特将军。就是这位格兰特。格兰特谁不知道啊。就算没读过《飘》，美国南北战争他是北军领袖。这多大的名声。所以吉托认定格兰特会秒杀加菲尔德，代表共和党候选人去跟汉考克争夺总统职位。于是他就写了一篇演讲稿，标题叫做《格兰特对阵汉考克》。演讲稿写好了，还没来得及找地方做演说呢，消息传来，格兰特败阵，是加菲尔德代表共和党出战。吉托赶紧把演说稿的标题改成《加菲尔德对阵汉考克》，把演说里面格兰特的名字也都替换成加菲尔德——不过太赶时间，没替换完。后来被人发现有不少遗漏的地方。
然后吧，本来这应该是去做演说的，可是就他那水平，站街上演说，没人愿意停下来听。所以他只尝试了一次（最多两次。他关于第二次演说的描述有点可疑），就放弃了这个念头，借钱跑印刷厂印成小册子，然后趁共和党委员会开会的时候跑去给每个人发了一份（美国政治透明度高，大多数这样的会场都允许公众进入）。后来加菲尔德战胜汉考克，吉托立刻感觉到天降大任果然落在了自己身上。要不是自己这篇雄文问世，加菲尔德哪儿能拿到这么多选票。他细细思量了一下，凭自己这份功劳，太大的官也别介了，就跟加菲尔德要一个驻维也纳大使，马马虎虎也算对得起人。后来又觉得自己才华盖世，放维也纳有点糟蹋，就临时做了个修正，决定跟加菲尔德要个巴黎大使的职位。
盘算好之后，他就到白宫去加入了那溜几十个人的长队。
什么长队？
求职长队。
这几十位，来的理由或许跟吉托不一样，但是来的目的都一样，都是打算在白宫里谋个职位。谋职位的具体方法就是到白宫门厅那儿站着等，看到有某个现任议员或是部长什么的走出来，赶紧迎上前去，说“在下XXX，家有祖传六伏贴，治宫寒百无一失。很想进入白宫卫生部，为祖国贡献自己的青春”云云。
举例的这位是研究传统医学的。吉托玩的不是医学，所以说辞略有不同。他每次成功拦下一个高官，都是递上一份自己的演讲稿，然后陈词：“这就是我6月间写就的演说。正是这份演说让加菲尔德先生竞选获胜。以我这样的功勋，我谦卑的请求国家安排我到巴黎做美国大使。承蒙……部长……部长！部……你个臭卫兵你离我远点！”
开始的时候他还能拦住一两个部长什么的，甚至还拦到过国务卿布莱恩。当然拦谁都没用。没人觉得他对加菲尔德获胜有啥功劳。而且他这时候身无分文，所以天天都穿的同一件衣服，几天也不一定能洗个澡，身上味道不是太好。所以卫兵已经开始鄙视他，好几次不让他进白宫大门。过了几天，他找到一个空子钻进去，而且还再次拦下了国务卿布莱恩。没想到布莱恩这人记性还特好，一看到他就知道他要说什么，直接对吉托吼道：“你只要还活着就别再跟我说你那个什么巴黎大使的事！”
吉托一听这话就觉察到了一个重大阴谋。“只要你还活着”。这意思明摆着就是要灭口了。而灭口的命令当然只能是加菲尔德下的。
于是吉托就做了决定：你对我不仁，就别怪我对你不义！我这就买枪去！
您看到这儿可能会说：这人整个一精神病嘛（不要说“神经病”。神经病是周围神经的问题，比如皮肤麻木、手脚瘫痪什么的。“精神病”才是大脑有问题）。
您要这么说，吉托的家人会很赞同。早在五年前他家里人就觉得他疯了，要给他送精神病院。不过吉托读书不行，对这种江湖事物却很老道，嗅到风头不对，他撒丫子就跑了。家里人没能抓住他。
回来说吉托。吉托对枪没啥研究，就一个标准：大。大才保证能打死那个忘恩负义的加菲尔德。
当然，也不能太大，比如机关枪是不行的。别说带着走太招摇，就算警察不管，自己背着也沉。所以他决定买一把手枪，挑手枪里面最大的买。
买枪得花钱。可他没钱。别说买枪。好长时间了他晚上过夜的地方都成问题。
他在华盛顿没家，也住不起酒店。最近两个月他都是住家庭旅馆，就是那种家庭里出租一间空房的。这种租赁很随意，没有手续，没有押金。问题是他这时候一副潦倒相，住不了几天房东就会开始担心他到底能不能交房租，于是就会开始追着他要钱。房东一开始起疑，他就趁房东不留神赶紧逃之夭夭——反正他啥行李都没有，连衣服箱子都没有。他所有家当都穿身上了，该出走时就出走，很方便。
住地问题他这两个月就是这么解决。至于吃饭，好在美国吃的便宜，一顿饭几分钱管饱。所以他就一直也没饿死。
但是买枪不一样。买枪几分钱是不行的。得有大张钞票。那么就还得借钱。问题是到现在他能找到的亲戚朋友都已经知道他是个啥德性，见到他就躲。总算运气，找了几天，给他在城里找到一个远房表亲，还没上过当的。他跟人家借了15美元（大约相当于如今300美元），然后到枪械店里找枪。他看上一把英国产左轮枪，0.443英寸(1.1厘米）的口径，属于超大口径。这枪有两款。低档的是木柄。高档的是象牙柄。他考虑一番之后，决定买象牙柄的，因为他认定刺杀之后自己虽然免不得坐牢，这枪却是有珍贵历史意义的，必然会放在博物馆里供人们瞻仰，那么须得是个象牙柄的才对得起观众。
说起来他还是很敬业的，回来还好好练习了一下枪法。必须练练。枪这东西，口径大，后坐力自然就大。他回家第一次练习的时候，一扣扳机，那后坐力差点把他掀翻在地。
他一边练枪法，一边找机会跟踪加菲尔德，熟悉对方作息规律和行动路线。这事忙乎了一个月。说话到了1881年6月底。这段时间，吉托有过一次行刺机会，是加菲尔德送太太出门休养，把太太送到了火车站。吉托一路跟着去，都走到了加菲尔德身边。那时候美国总统没有保镖。想行刺，拿把菜刀都能有机会。不过吉托当时没开枪。说起来吉托各种古怪脾性，可是人家有一点好，特别尊重女性。根据他事后口述的自传，当时他没开枪，是因为他看到加菲尔德的太太身体不好，面色憔悴，就不想惊扰这样一个柔弱女士。
7月2日，加菲尔德享受年假，准备坐火车去跟太太会合。这个度假计划是在报纸上公布的，所以吉托早早就来到车站，甚至有时间用兜里剩下的一个钢蹦把皮鞋好好擦亮了一下，还叫了一辆出租车在车站前面等着——他准备刺杀成功之后让出租车司机直接把自己送到监狱去。他认为事情就应该是这样的。杀人坐牢，很有道理。那么不用麻烦别人，我自己坐车到监狱去就完事。至于租车费，让典狱长操心好了。
早上9点30分，加菲尔德来到车站候车室。吉托跟进来，近距离开枪。第一枪擦过手臂，第二枪从腰椎右侧进入，斜穿过腰椎，停在胰腺后面。
下面这个图是给加菲尔德做尸体解剖之后保留下来的第一、第二和第三腰椎。结构凌乱的那一面是椎体背面。圆滑的一面是前面。红色塑料管提示子弹穿过之后留下的通道。您如果空间感觉好，应该就能看出，这颗子弹是从脊柱右边进去，穿透第一腰椎，然后落在了脊柱的左前方。
加菲尔德倒在地上。吉托转身朝车站外面跑，打算上那辆等着他的出租车，直奔监狱。不过他没能如愿。火车站大门有个警察在例行执勤，听到枪声冲进门来，刚好看到总统倒地，吉托在往外跑。这警察平时估计勤练武功，身手灵便，上前一个虎扑就把吉托撂倒在地，然后就把他给拖到了警局。到了警局之后才想起来，刚才因为当场抓住刺杀总统的凶手，心情过于激动，以至于忘了搜查。进了警局，大家上前搜身，才发现吉托行凶的那把手枪还在他衣兜里呢。
这边厢，加菲尔德的家人和送行的官员把总统送到了白宫，请来当时美国的外科国手开始抢救，首席国医是维拉德-布里斯（Willard Bliss）。
抢救一开始，加菲尔德就倒霉了。
因为，抢救他的那几个国医，没一个知道处理伤口应该消毒。
如果这事发生在过去，不说太久远，就说发生在20年前，也就是说1860年之前，那么这些医生不知道消毒概念，也还可以原谅。在那之前，人们不知道微生物，比如细菌和病毒，更不知道微生物可以从伤口入侵人体，造成感染。
问题是，这几位国医来抢救加菲尔德的时候是1881年。要知道，1864年，英国的李斯特根据微生物致病原理提出伤口消毒的概念，到这时候已经有16年了。在欧洲，消毒术已经成为医疗常规。
不是说这几位国医没机会了解大西洋对岸的技术。五年前，1876年，李斯特专程到美国巡回演讲，竭尽全力呼吁美国医学界采纳消毒技术。但是这些国医们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不需要一个英国人来告诉自己手术怎么做，伤口怎么处理。
所以，1881年7月2日，他们来到加菲尔德的病榻前，二话不说就开始用手指头往病人伤口里抠，试图抠出那粒子弹。
他们的手全都没消毒。
别说没消毒了，他们甚至都没洗手。上来就直接抠伤口。抠得太殷切，有一位国医还把加菲尔德的肝脏给抠破了一个口子。
手指头没抠出子弹，他们又拿长长的金属探针和钳子捅进伤口里，希望这么着能发现子弹在哪儿。结果还是没找到。
当然，那些探针和钳子什么的也是没消毒的。
为什么找不到子弹？因为他们看到伤口在脊柱右侧，就断定伤口一定是在右侧，所以他们不管是用手指头还是用探针，全都朝右边使劲。
可是看看上面那个图就知道了，子弹不在右边，是在左边。
当初，三百年前，法国外科巨匠帕雷曾经遇到过类似的病例。帕雷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让病人讲述当时站立的姿势和面对哪里，然后根据这个姿势推断出弹道，于是顺利找到病人身体里的子弹。
可惜这几位国医没能想到这么做。
手指头抠不到子弹，布里斯他们继续想辙。当时家用电器开始出现，大家都觉得电器代表地球技术的顶峰。于是他们就请来电话发明人贝尔，跟他说您懂电，这子弹，你能用电给找出来不？贝尔果然很有才，临时发明了一台专门用来在人体里寻找子弹金属探测仪，结果也没找到。原因之一是他不知道加菲尔德的床垫里面有金属弹簧，这些弹簧让金属探测仪发生错误感应，不管把探测仪放到加菲尔德身子哪块都能听到嘀嘀声，于是医生们认为探测仪靠不住。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医生们对电器的戒心。当时电器还是一种很新颖很神秘的东西。布里斯对这个探测仪的安全性不怎么放心，那么让这东西接触总统身体的范围是越小越好。因为这份担心，他只让贝尔扫描总统身体右边——他一一直坚信这粒子弹只可能在右边。
贝尔后来回到实验室反复测试，探测仪其实既灵敏又准确，即使有弹簧的干扰，也应该能探测出身体里的子弹。后来知道子弹的真实位置之后，他愤愤地说：要是布里斯肯让我在左侧检查，我肯定能找到那颗子弹。
折腾这么久没能找到子弹，让国医们很愧疚。可惜他们愧疚得不是地方。根据当时的医疗记录，我们有充分根据可以判断，加菲尔德并不是因为子弹没找到才死的。他之所以会死，正是因为这些国医们挖空心思找子弹。
子弹从高温的枪膛里出来，本身带菌并不多，人体免疫系统完全可以对付。加菲尔德受伤之后没有当场死亡，甚至能活两个多月，说明子弹没有伤到重要器官。腰椎虽然被穿透，却没有伤到脊柱里面的神经，更没有伤到大动脉，连正前方的胰腺都没有受伤：子弹刚好停在胰腺后面一点。
那颗子弹，如果找不到，或者找到却取不出来，其实可以就让它留在里面。骨科修复的方法之一是在骨骼里打入钢钉。那些钢钉比子弹大多了。只要这些物器所在的地方不干扰器官功能就没事。而加菲尔德身体里的那颗子弹，停留的地方刚好就是什么都碍不着的安全地带。
这样的伤，如果不人为制造感染，做消毒处理之后让病人静养，最多两个月，从肌肤到骨骼的伤口都会充分愈合，人或许有时候有些腰痛，但整体机能几乎可以完全康复。
这是说当年。如果是在今天，这样的伤，给例行处理之后，第三天病人就可以出院回家休养。
而那些国医们用没消毒的手指头和器械在病人伤口里乱掏，自然会带进去无数的细菌。加菲尔德受伤之后就一直发烧。外伤本身可能造成短暂低烧，但是连续几个星期的发烧，只能是因为细菌感染。
布里斯他们不懂感染的原理，更没抗生素可用，每次用没消毒的手和器械处理创口，就带进去更多的细菌。于是加菲尔德的伤口感染越来越严重。三个星期之后，发烧超过40度。因为感染，他背上的伤口无法愈合，就不断出血，而且还出现了脓腔。布里斯倒是知道放置引流管引出脓液，但是引流管是没有消毒的。插入伤口的引流管把细菌直接送入腹腔内部。这还不够，放置引流管的时候，医生们再一次用没消毒的手指头和器械顺着引流管在伤口里掏，试图找出子弹——还是没找到。
那以后，加菲尔德的感染一直就没能缓解，持续发烧，体重日益消减。这样长时间的感染，细菌毒素终归会耗竭机体功能。两个半月后，加菲尔德因为心肺衰竭死亡。
加菲尔德1881年3月4日上任，7月2日遇刺，然后就卧床不起。他履行总统职责的时间，满打满算也就四个月。
至于吉托，经过一年审理，陪审团判决凶杀罪成立，应处以绞刑。押赴刑场的时候，吉托满面笑容的对围观群众挥手致意，似乎很享受这种得到万人瞩目的大场合。上绞架之后，他说他写了一首告别诗，题目是《我要去见阿主》(I am going to the Lordy)，然后跟行刑官要求来一个乐队给他伴奏，因为他要朗诵这首诗。行刑官不解风情，没答应他的要求，于是他降低标准，只要求无伴奏朗诵。这个要求获得准许。行刑官让吉托朗诵完毕，把绞索套在他脖子上，一拉机关，吉托脚下的闸板弹开，绞索折断了吉托的颈椎，他连个扎挣动作都没有，瞬间毙命。
我前面说加菲尔德的伤情如果放在今天，治疗三天就可以出院。您或许觉得这么说有点夸张。其实如果回忆一下里根刺杀案，您自己的结论大概也差不多。1981年，罗纳德-里根遇刺，子弹射入肺部，离心脏只有两厘米多一点。枪伤造成左侧肺叶部分坍缩，还造成大出血，失血达人体正常血量的一半。这样的伤势比加菲尔德严重得多。而且，这一年里根已经70岁，比加菲尔德受伤的时候大20岁。受伤之后，里根当晚接受开胸手术止血，取出弹头，第二天早上就能接见一位访客，还跟访客签署了一份文件。两个星期之后他出院回家办公，不到一个月就回白宫主持内阁会议。
当然，1881年没这么好的手术条件。但是前面分析过，加菲尔德的伤本来并不致命。如果那几位国医能及时接纳李斯特传授的消毒技术，好好给加菲尔德的伤口做消毒处理，那么即使他们一直找不到弹头，就让愈合的伤口把弹头封在里面也没什么。那样的话，加菲尔德不但能完成四年任期，如果业绩好，竞选连任都不是问题。卸任之后肯定还能好好活一辈子。或许不能打网球，但是打个高尔夫或者跳个广场舞是没问题的。
一颗本不致命的子弹，让一位49岁的总统英年早逝，就因为宫里的医生不肯接受消毒技术。
国民的质疑，媒体的谴责，加上职业良心的敲打，美国的医生们终于意识到，抱残守缺不是个办法。要想在国际学术殿堂里留得一席之地，就必须跟上时代，学习最新的知识。
1881年之后，消毒术在美国外科成为常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