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花绝迹将近40年，所以现在人们已经不会知道天花究竟有多恐怖了。

天花病毒会让感染患者全身布满脓疱，一眼看去整个人就像“一团湿淋淋的无法辨认的脓球”。

如果仅仅是皮肤有脓疱，那还不一定致命。致命的是天花还能让人并发脓毒血症和广泛内出血，所以染上天花的人死亡率可以超过三分之一。别忘了天花是具有强烈传染性的疾病。高度传染加上三分之一的死亡率，天花的杀伤力比任何战争狂人的屠城行为都要猛烈。

对于控制天花，贡献最大的当属爱德华-詹纳。

其实在詹纳推广牛痘接种术之前，已经有其他的通过接种预防天花的尝试，只不过那时候接种的不是低烈度的牛痘，而是接种真正的天花病毒，也就是人痘接种术。

这种直接接种天花病毒的做法，中国古籍也有零星记载，可惜当时没有能大力推广，所以现在来看，中国古代的这个技术只具有历史研究价值，真正救助过的人并不太多。

让这种人痘接种术得到推广的功臣，一般公认是蒙塔古夫人。

蒙塔古夫人是英国驻土耳其大使的夫人。她在土耳其观察到当地人用针划破胳膊上的皮肤，涂抹一些天花病人身上取来的浆液。接受了这种手术的人会染上一场不太重的天花。这些人里面有2%的人可能不幸会发作重症天花于是丧命。但是如果他们能从这种人为接种的轻型天花里康复过来，以后的很多年里（有时候似乎是终身）就不再会患上天花。

蒙塔古夫人颇为大胆。她观察一段时间之后，认为这种做法足够可信，于是让自己6岁大的儿子接受了这种手术。

她儿子安然无恙。于是蒙塔古夫人想为自己祖国的人推荐这种做法，让更多的人免受天花之害。

没想到她在伦敦倡导这种接种技术的时候，遭到了教会的强烈反对。英国伦敦的埃德蒙德-梅塞牧师（Rev. Edmund Massey）说这种做法是魔鬼的创造。因为，在教会看来，疾病是上帝赐给人间的“快乐约束”，是用来考验人的忠诚、惩罚人的罪孽的。如果用这种接种术使人们保持健康不惧怕天花，那人们就会变得不正直。所以梅塞牧师说这种接种技术是“罪恶、危险、渎神、歹毒”的邪术。

好在教会里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激烈。美国波士顿有一位叫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的牧师，就可以算是一个比较开明的神职人员。这个马瑟，名分是个牧师，岗位是在公理会（基督教新教教派的一个分支）教堂里，可是人却对科学，尤其是医学知识很有兴趣，毕生努力学习科学，一直以爱尔兰哲学家兼科学家波义尔的著作来指导自己。

这个其实也不是说他在背叛自己的信仰。公平的说，基督教并不是一直跟科学过不去的。中世纪的时候基督教是比较愚昧黑暗，但是从欧洲进入启蒙时代开始，形式上仍统领欧洲意识形态的基督教会感觉到了科学的挑战。基督教能让欧洲黑暗一千年，说明他们教会的首领还是有一定的智商。面对日益觉醒的科学和理性思潮，教会知道与其睁着眼说瞎话顽固抵制，不如接受现实，然后加以引领为我所用。所以从中世纪末期开始，基督教会在科学和教育方面其实很下功夫争取地盘。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都是基督教会建立的。虽然最初仅仅是神学教育，但后来顺应形势，扩展成了全科大学。基督教会在一些科学研究领域甚至有很尖端的成就，很多启蒙时代的科学新发现是教会人士作出的，比如发现遗传规律的孟德尔就是个天主教神父。

当然，不是每个神父都像孟德尔这么通透。马瑟对科学感兴趣，但马瑟其实还是有很多迷糊的地方，比如他一直以为人的粪尿有药用价值，这个跟咱的《本草纲目》年代是同一个水平（其实咱现在的百度百科里还有让人喝尿治病的）。又比如他在波士顿附近的塞勒姆巫婆迫害事件里，事实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尽管有这些时代的局限，但他对科学有一份追求的心愿，这毕竟还是让他做出了一些好事。比如他曾经指出显微镜下看到的“微型生物”可能就是导致天花的罪魁祸首。当时显微镜刚出现，大家对显微镜下看到的那些会动的微粒是什么东西，有什么作用，都还很不确定。欧洲人不确定，粗鄙的美国佬就更是满脑子一片朦胧。在这种大背景下，马瑟能有这种猜测，可以说颇有见地。虽然我们后来知道导致天花的是病毒，而病毒在光学显微镜下是看不到的。但是马瑟这种猜测，意义在于让大家不再把天花当作什么上帝的惩罚，而是一种生物学现象。这就为寻找科学的治疗方法打开了一条缝。

马瑟之所以去猜测天花发病的根源，是因为天花在北美洲的流行愈演愈烈。

北美洲本来没有天花。15世纪西班牙人把天花带到了美洲，并且靠天花灭掉了一大批印第安人。不到两百人的西班牙殖民者能征服数百万人当地土著，天花给他们帮了很大的忙。

但是天花面前人人平等。那些西班牙人是已经在欧洲经历过天花，获得了免疫力的。后来移民到北美的白人就不是都有免疫力。所以在白人殖民区里，比如波士顿，天花频繁爆发。在马瑟作出他一生最有意义的那个贡献之前，就有1690年和1702年两度大爆发，每次死亡人数上千人——这对于当时总人口只有一万二千的波士顿来说可算是很恐怖的瘟疫。

1706年，公理会给马瑟安排了一个黑人奴隶。马瑟一直想寻找控制天花流行的办法，所以这是他跟客人几乎天天谈论的话题之一。这个新来的黑奴听到马瑟谈论天花，很得意的说他不怕天花，因为他们家乡有接种天花的传统。他本人就接受过这种接种。这黑人还给马瑟看了自己胳膊上接种的瘢痕。

当时的大牌专家都把这种故事当作迷信而不屑于认真考虑。马瑟以他对天花的关注和对科学知识的热忱，从这个故事里感受到一粒电火花。他跑到图书馆查询文献，发现这种做法确实有学术文献支持。英国皇家学院的《自然科学会报》里有一篇文章就介绍了英国国内施行人痘接种的情况。

于是，当1721年波士顿再度爆发天花的时候，他写信给波士顿的医生们，请求他们给波士顿居民接种天花疫苗。

马瑟的想法太超前了一点。1721年，即使在欧洲，天花接种技术也只是刚刚在蒙太古夫人的奔走呼吁下被人们半信半疑的容忍。美国人忙着开拓疆土，科学知识比欧洲人落后一大截。在这种科学素养普遍不足的环境里，超前的科学知识通常不会带来醒悟而是带来恐慌和愤怒。保守的牧师们斥责马瑟，说他的想法是挑战上帝给人类安排的惩罚，这会让人们以现代发明取代神的教导。愤怒的波士顿市民甚至往马瑟家里扔了一颗手榴弹。天幸这颗手榴弹是个劣质产品，没有爆炸，于是马瑟还能有机会读到捆在手榴弹上面的纸条（这个行刺的人可能相信人死了有灵魂，所以在准备炸死马瑟的同时还很贴心的给写了这么一张纸条，让死去的马瑟知道他为什么该死）。纸条上写的是：“马瑟你这条该死的狗！我用这东西给你接种！你去发瘟吧！”

反对的呼声很猛烈，但是城里瘟疫的流行也很猛烈。每天都有好几个人死去，以至于当局不得不指令教堂举办葬礼时要减少鸣钟次数——不然城里基本上整个白天里丧钟就会响个不停。

危急之下，终于有一个叫做波义尔顿的医生愿意尝试马瑟建议的这个接种技术。波义尔顿先在三个人身上做初步尝试。其中一个实验对象是他自己的独生子。三个人如常出现短暂发烧，然后在一个星期之后康复。波义尔顿认为接种是安全的，于是着手推广。但是波士顿居民极为惊恐，认为他们是在播散瘟疫。波士顿当局也很快下令，禁止他们继续接种。但在当局命令下达之前，他们俩还是有时间说服242个波士顿居民接受了接种。

结果如何呢？没有接种的波士顿人有5889人患天花，其中844人死亡。人口感染率几乎50%，患病死亡率14%。接种了的波士顿274人里，只有6患上天花死亡，感染死亡率合计2.5%（难以区分是接种本身导致重症天花还是接种之后再度感染天花）。

不接种是几乎50%的感染率。接种是2.2%的感染率。面对这样的事实，除了个别狂热的宗教信徒或是愚昧百姓之外，多数人还是慢慢的接受了接种人痘的做法。人痘接种术在北美逐渐得到推广，有力的遏制了后来天花流行的烈度。

当然，天花的全面控制，还得等詹纳发现和推广牛痘接种术之后。那是后话了。

马瑟在塞勒姆巫婆迫害案里扮演的是正统宗教卫道士的角色，但是说到天花，他不相信这种疾病是他家上帝赐给人类的天罚，却宁愿相信这是一种生物现象，而且还敢冒死引进天花人痘接种术，凭这一点，咱应该给他一份荣誉。

波士顿有一条十公里长的大街叫波义尔顿街。这条街最早叫做青蛙巷（Frog Lane）。后来为了纪念波义尔顿医生的后人而改名叫波义尔顿大街。这是波士顿最长最繁华的大街之一。2013年4月那个马拉松爆炸案就是在这条街上发生的。
 

其实我觉得这条街应该叫做马瑟大街。没有马瑟的坚持，当年波义尔顿医生也不会给那274位波士顿居民做人痘接种。波义尔顿是医生，给人接种人痘虽然在北美算激进，但在欧洲已经有人在做，而且有医疗文献记载。所以波义尔顿面对的压力没这么大。马瑟不一样。马瑟是耶稣家的人。这个圈子里，当时的正宗思想是说疾病乃是天罚（这个是必须的。只有这样，神父们才能向教众们解释“万能”的上帝何以不能让信徒们免除疾病）。马瑟身在耶家，却不执迷于这种病为天罚的无稽之谈，反而对大众宣传疾病是由微小生物引起的科学观点，而且一手促成了人痘接种术在波士顿的实施。不要小看他的努力。他一生著述400余册，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物。当时的美国民众仍然十分笃信宗教。这样一个有声望的教会人物出头扶助科学新发展，效果远胜于官府的行文。